1945年8月21日,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左四)在湖南芷江前方司令部召见从南京飞抵芷江的日军乞降使今井武夫一行8人,并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示日军做好投降的各项准备工作。新华社发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左)在南京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新华社发
1945年10月25日,陈仪将军奉中国政府命令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新华社发
降军
失败者的苦涩,胜利者的荣光。
1945年8月21日,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搭起了一座座松柏牌楼,上悬“胜利之门”的大字横幅。在这个见证了中国正面战场最后胜利一战的小城,日本洽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洽降。
上午11时15分,在3架中美战斗机的监视下,今井武夫一行乘坐一架满布弹痕的飞机到达芷江。
“当时我正在修飞机坪。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打了3个圈圈,插着白旗子降下来了。”芷江居民彭双桥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插一个白旗子什么意思啊?意味着日本向中国人民全部投降!”
下午3时许,洽降仪式开始。中方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冲击着失败者的神经。后来,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根据协议,中国战区将接受中国大陆(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日军全部陆海空军的投降。
8月27日下午2时,南京光华门外,7架美军飞机缓缓降落。“飞机到达南京大校场时,当地老百姓向我们挥舞毛巾。”时任新6军作战科长的王楚英被委派负责受降警戒工作,“我知道,这是南京人民在饱受日军蹂躏后,见到亲人时的激动。”
9月9日9时,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无数照相机的灯光闪烁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7名光脑袋的日本投降代表,目光呆滞。
9时整,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用双手捧接投降书,低头展阅。阅毕,取笔蘸墨,在投降书上签下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之后低头俯视有50秒钟之久。”82岁的王楚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看到,冈村宁次把印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站起来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签字后,冈村宁次交出了他那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指挥刀,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战胜利结束。
举国欢庆时,将士未下鞍。
8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限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
而这时,蒋介石却下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从而把浴血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排除在一切受降仪式之外。
这样的命令自然遭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断然拒绝。从1945年8月中旬至10月,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规模反攻,消灭日军1万多人、伪军22万人,收复城市200多座。
“解放区战场的大反攻,是抗日战争的尾声,也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而这一切,正是一个民族的新希望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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