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七分校毕业时------王镜涵

我是黄埔军校七分校15期女生队毕业生。我们这批190人的女学生，是1937年11月经过面试、口试和笔试录取的。入校后，全部分配在军校的特科大队，有学政治的，有学军事的，有学卫生的，我是学通讯的。由于我们是黄埔军校七分校招收的唯一一批女学员，因此校方格外地珍爱和器重。1939年5月在西安王曲河西大操场经校长检阅后，授给每人一把精美的佩剑，即为正式毕业，然后全部分配到军、师级单位工作。

刚开始我和20多位同学分配到王曲校本部，住在王曲镇一个学校内，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教室就是我们的宿舍，桌子拉到一块就是我们的床铺。即将走出校门的我们，在等待分配和将投身抗日工作的激动中，难得有几天清闲。大家除了按时三餐外，就是聚在一起说呀、唱呀，有的吹口琴、有的按风琴，大家不约而同地拍着手唱起抗战歌曲。当唱到“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时”，大家情不自禁地做出手持步枪，打击日寇的姿势，真正地向前冲去，并喊：“鬼子被打死了，被咱们消灭完了！”于是大家就拥抱、蹦跳，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只要我们这些女兵一出动，日寇就会被我们一下就消灭完了一样。年轻时的豪情和纯真仍然历历在目，转眼7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次忆起，动笔写出来，亦然激动得热泪糊目，颤手持笔更难点墨……

一天，紧急警报又响了，区队长带领我们迅速跑到野，，钻进防空洞里躲避，听着敌机从我们头上掠过，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心里既紧张又愤怒，脑子里琢磨着：“只要炸不死我，看我出去如何收拾你？”大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这一次战干团的防空洞被埋了，所幸没有伤亡，区队长赶紧把我们集合起来转移，在路上看见被日寇炸弹炸死市民的一条腿挂在树上，真是悲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争的残酷，更增加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心想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

回到住地正好接到一位女同学来信，她说她跟我们中学老师来到了安康中学，她说我们同班同学朱文美（临淮关人）因未及时跑掉，被日本鬼子糟蹋后绑在树上割去了双乳示众。日寇的罪行令人发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雪耻！我看着信，心里在流血。不由得想起我在灵璧县南关女子完小读书时，经常有老师带领我们上街游行。我们手拿红绿小旗，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走边唱抗日歌曲。歌词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永远抵制日本货，日本枪杀我同胞，日本强占我国土。我们永远抵制日本货”。那时年幼，抗日只能停留在口头的宣传和示威上，现在我通过两年的学习训练，掌握了技能，真想立即奔赴抗战前线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为姐妹们雪耻！

同学们都企盼着能分派到前方战场直接去打鬼子，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不时的去催问女生队带队助理员李慕兰，大家既害怕分别，又急盼早日分赴战场为国效力，我们在矛盾中盼望着……

光阴既慢又快。15期女生队同学分配了，有的分到校部办公室，有的分到民运组，有的分到战地医院，有的分到通信处，大家彼此挥泪拥别，真诚祝福，激昂登程。我和徐淑卿怎么还没有分配呢？看着两年朝夕相处的同学纷纷离去，我俩急得哭了好几次，没办法，只有等候命令吧。

不日，通讯科无线电教官突然来到我们面前，把我和徐淑卿接到西安34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见习，见习期满，被派到王曲校本部工作。

以后徐淑卿去了重庆读大学，我被调到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无线电台任中尉台长。从此，我俩分手至今，现在她在美国，我在大陆，彼此只有书信，再未谋面。

据我所知，女生队同学基本没有分配到前方直接与日寇拼杀而是间接的战斗。例如有的人政治宣传的、抄收电报的、训练民兵的，还有的开设日文班、英文班、俄文班、艺术班、会计班等科目，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抗日需要而开设的。如果前方战事吃紧，后方来往电报繁忙起来，加班加点是常事。如耽误了一份电报，未能及时拍出去或未能按指定时间抄收进来，关禁闭、喝盐水还是有的。所以，抗日时期，后方抗战人员的工作同样是紧张的，但是我能为抗战出力，去实现抗日夙愿，感到无尚荣耀和骄傲。

（作者：安徽省黄埔军校同学会。91岁，七分校15期女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