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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立学校到国办学校——黄埔军校校名变更探析

日期:2008-08-01 15:03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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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中国国民党党立军事政治学校,后因形势发展变化,校名多次变更,但因校址初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故通称黄埔军校。它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为宗旨,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军校的革命师生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铸造了统一国家、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牺牲奋斗的黄埔精神。军校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是世界著名军校之一,在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上占重要地位,对中国现代史发挥深远影响。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历程中,它由初创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发展演变为广州国民政府国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文将对这一演变做初步探析。


  一、由党立校是孙中山创校时的最佳选择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也是国民党的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它开创的时候,“其系统不是隶属于政府而是由党来创办的,所以在广东时代本校的性质,是中国国民党的军官学校”[1]。孙中山之所以确定由党立校,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孙中山创建革命党的历史为由党立校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筹建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惨痛的教训,“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2]。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并着手发动乙末广州武装起义,但由于起义泄密等原因而告失败;1905年初,孙中山赴欧洲的布鲁塞尔、伦敦、柏林、巴黎等城市,在中国留学生中组建革命团体,[3]8月,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成立同盟会分会,在南方各省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但由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起义全部失败,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才享受到胜利带来的喜悦,并于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由于孙大总统手中无兵,随即让位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党等四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9月筹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开展革命,然而,革命“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4]

  周恩来在回忆黄埔军校时说到,“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投机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军事投机,甚至完全成了与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破产。”[5]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法运动,都是用联络军阀的办法进行军事斗争,但每次革命都因旧军队的反叛而中途夭折。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更是发出了“患祸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6]”的沉痛之言。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鉴于以往开展会党活动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毅然改组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7]”,期望“本着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理的指导去训练武装党员,希望在这学校里养成一班有主义有纪律的下级干部,然后再来组织党军”[8]。

  孙中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这所党立军校的身上,他希望以军校的学生作为骨干,从而建立一支革命党掌握的军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军校开学以后,孙中山在日理万机中仍十分关心军校,充分肯定军校的成绩。他常对各军领导人赞扬黄埔军校有生气,要各军向军校学习,并多次到军校视察。

  其次,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为由党立校提供了范例。

  正当孙中山在开展护法护国运动时,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要闻专栏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对这一“俄国式革命”做了报道。[9]十月革命为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革命成功的范例。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成功深有感触,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后,他决定与俄共联系,1918年夏,致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达林,表示了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亲近态度,说俄共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然后,又在上海《大公报》公开发表声明,说他赞成中国采取与苏俄亲密接近的政策,接受苏俄帮助,要与苏俄建立合作关系。请求苏俄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给予援助,派出代表团帮助中国革命。1923年,孙中山更是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军政,特别是军事院校的建设。在会见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时,代表团团长蒋介石提出代表团主要是了解俄共及红军情况,说“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益”[10]。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幕典礼上,孙中山详尽地比较了中俄两国的历史,最后认为俄国革命能够成功,“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11]“象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世界。”[12]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3]

  次之,国共合作为由党立校提供了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积极援助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敬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及其伟大业绩,并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把孙中山作为党的盟友,把国民党视为民主革命势力,尽力帮助孙中山开展国民革命。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要求国共两党合作,共同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14]1922年孙中山从广州到达上海,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林伯渠多次与孙中山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答应李大钊“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便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加入国民党。[15]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通告十三号》,要求党员积极执行会议决议。此后,中共党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李大钊受孙中山委派,“在北京进行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在广州“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李大钊、毛泽东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在具体筹办黄埔军校时,毛泽东还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17]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共产国际的指导,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帮助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四,新生的大元帅府尚不具备创建府办革命军校的能力。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的大元帅府,虽然在名义上是广东的领导政府,但由于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带着各自的目的隐蔽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又各自为政,致使军政不统一,财政被割据,大元帅府面临着许多内忧外患,大元帅孙中山的许多命令成为一纸空文,大元帅府在艰难中与各反动势力周旋。“因为在民国十三年,所有的军队,名义上虽是总理的军队,大元帅指挥的军队;实际上杨希闵、刘震寰......等,他们各有各的目的,并没有依照大元帅的计划去做。”[18]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大元帅府的名义来创立革命军校显然不合实际,况且陆海军大元帅府是一个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军政府,政府职能部门设立不健全,创建直属革命军校也属艰难。

  由此可见,孙中山确定由中国国民党来创办黄埔军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的最佳选择,正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幕晚上酒会致词所说的,“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19]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和缘由跃然纸上。

  二、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是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党执政党地位确立的必然结果。

  首先,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成立迫切要求把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

  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是“建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成立后,积极贯彻孙中山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宗旨,积极奉行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命令,致力国民革命,武力统一广东。1924年奉孙中山命令镇压商团叛乱后,1925年奉革命政府命令,组军东征讨伐叛贼陈炯明。

  陈炯明原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自1922年背叛孙中山,退据东江后,一直和广东革命政府为敌。1924年11月,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并任命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叶举为各路总指挥,以7个军约6万兵力集中河源、兴宁、惠州一线,企图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统治。广东革命政府为消除这个隐患,保卫革命政权,决定由黄埔军校校军、粤军、滇军和建国军组成联军,分三路出兵东征陈炯明。以黄埔军校校军和部分粤军为右路,蒋介石任总指挥,进攻淡水、海陆丰及潮汕地区;以桂军为中路,刘震寰任总指挥,进攻惠阳;以滇军为左路,杨希闵任总指挥,进攻河源、五华、兴宁一线。

  按联军原来作战计划,黄埔军校校军并未列入作战序列,校军之所以参予作战并作为主力,首先是因为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后,军校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地方军阀想乘机歼灭这支革命力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外出背水一战以求生存。其次是军校创办的目的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出兵东征平定叛贼是军校的职责所在。第三是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官兵有革命精神,不怕牺牲,作战英勇,况且器械精良,饷弹充足,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东征军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英勇作战,连结皆捷。

  正当东征军准备挥师继续讨伐陈炯明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奉命回师平叛。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权得以巩固。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等决议案。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便着手统一军政,规范中央政府职能。8月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8月26日,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1军,以蒋介石兼任军长;湘军改称为第2军,以谭延 任军长;滇军改称为第3军,以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称为第4军,以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称为第5军,以李福林任军长;随后,程潜所部援鄂军、吴铁城部一个师和一些零星部队合编为第6军,以程潜为军长。各军并先后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从此,军政开始统一,财政也逐渐收归中央政府。

  各地方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政收归中央政府,迫切要求黄埔军校由党立改为国办,原来各地方军所办军校也收归国办。黄埔军校成立后,各军也相继办了各自的军校,“党立的学校是由这个学校开始,有这个学校,才有其他的军事学校[20]”。滇军设干部学校,湘军设讲武堂,粤军设讲习所,桂军设军官学校。[21]滇军干部学校归滇军司令杨希闵管辖,苏联军事专家ф·马采伊利克是该校的顾问,1924年10月有学员550人。鲍罗廷曾资助过该校。在1924年11月,苏联顾问加仑批示给予粤币2000元的资助。[22]湘军讲武堂名义上由湘军司令程潜任校长。“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隶属革命政府,却完全因袭军阀部队的管理方法,采取封建专制的高压手段,不准看报纸,也不准同外界进行任何接触[23]”。1924年11月,因经费匮乏和教官不足而并入黄埔军校。[24]1925年8月,革命政府将各军阀统率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中仍有军官学校。第二军军官学校有750名学员,士兵学校550名学生;第三军军官学校有学员800名,附属学校学员600人。[25]“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攻鄂军,都先后创办同样的军校[26]。”在国民政府成立,军政、财政统一的情况下,名目各异的军事学校的存在显然与时局不和。“从前政府决议把湘滇粤等军的名目,编为第二、三、四军,就是要打破地方主义!……所以政府为打破地方主义,为集中人才起见,不能不统一军事学校[27]。”即组建国民政府国办军事院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其次,中国国民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为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提供了可能。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迫切要求把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而国民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却为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提供了可能性。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革命既有革命党的奋斗,又有革命军的奋斗。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国民党实际上已在革命政府中发挥着执政党的作用。国民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为黄埔军校为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提供了可能。

  1925年,陈炯明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之机,重新占据梅县、潮汕、惠州等地乃至整个东江地区。9月,他在英国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分左、中、右、侧四路,分别由洪兆麟、叶举、刘志陆、李易标和林虎指挥,会攻广州,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肃清内患,巩固后方后,组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1月初,再度收复东江一带地区,全歼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这次东征行程600多里,共消灭敌人12000多名,俘虏6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多枝,取得重大胜利。

  当东征军作战连捷时,南路的反动军阀邓本殷为配合支援陈炯明,挥兵北犯,企图占领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同时举行南征,任命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1925年10月31日,朱培德下达南征各军作战计划,以陈铭枢部为第1路,王均部为第2路,戴岳部为第3路,俞作柏部为第4路,会攻南路,直捣琼崖。南征军英勇作战,节节胜利,12月底,邓本殷撤退海南。为彻底打败邓本殷,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抽调第4军第12师进军琼崖。1926年2月,邓本殷被彻底打败,琼崖全部收复,广东全省为革命军统一。
  
  东征和南讨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掌握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执政权,国民党完全可以通过掌握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机器来达到立党的目的。“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我们看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和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便可知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无所谓特别的党军”。[28]

  三、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的经过

  1926年1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改组黄埔军校提案,决定将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9]”,“直隶于军事委员会[30]”,统一各军所办军校。2月1日,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31]2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令知派员考察各军军实教育情形文》,文中称“全省已告统一,正宜及时策励,以期国民革命军日臻完善,兹特派员调查各军,及各军校之军实教育,庶使一切设施、得以推行尽利,以收军政统一之效”。[32]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为归并各军军官学校及讲武堂所有各校舍财务应点交军需局接管仰各遵办具报文》,要求各军校的财务、教育用具,通通交由军需局接收保管,统一转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3]对于如何由党立学校改为国办学校,《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大纲》中做出了详细的规定:1、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隶于军事委员会。2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由有功勋的将领担任,军阶与军长同等。3、设立由校长任主席的校委员会,委员会依军事政治目的,审定教育纲领、草案和预备教育工作等。4、学校分设预备军官班和军官班。5、学校设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和军需等科。6、设立军官班初学学程。7、学校的教育、政治、训练、供需和组织等方案报军事委员会核定后实施。[34]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组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省区观念,集中经费和师资,组织指导统一的政治工作,“以期军官们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军事政治知识[35]”。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筹备工作,1926年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了成立典礼,蒋介石就任校长,汪精卫就任党代表。

  综上所述,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是孙中山借鉴自己创建革命党的历史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国共合作下实现的,由党立学校发展演变为国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党执政党地位确立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1] 《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50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2] 《黄埔军校史料》,第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 《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第32页,澳门华人国际新闻出版集团,2003年版。

  [4] 《黄埔军校史料》,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5] 《黄埔军校史料》,第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6] 《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页,1926年1月10日。

  [7] 《黄埔军校史料》,第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8] 《黄埔军校史料》,第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9] 《中国现代史》上册,第14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 《黄埔军校》,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11] 《黄埔军校史料》,第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2] 《黄埔军校史料》,第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版。

  [14] 《马林传》,第17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15] 《中国现代史》上册,第94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 《中国现代史》上册,第99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7] 《黄埔军校史料》,第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8] 《黄埔军校史料》,第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9] 《黄埔军校史料》,第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20] [美]齐锡生著,《1918年----1927年关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文件》,第191----197页,转引自《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05页注释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1]屈武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第13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2] [苏]A·H卡尔图诺娃著,《加仑在中国》第7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3]左波著,《陈赓大将》第16、17页,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24]左波著,《陈赓大将》第67页注释3,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25] [美]齐锡生著,《1918年----1927年关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文件》,第191----197页,转引自《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05页注释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6] 《汪党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礼时训话》,《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27] 《汪党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礼时训话》,《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28] 《黄埔军校史料》,第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29] 《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58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30] 《黄埔军校史料》,第1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1] 《黄埔军校史料》,第7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2] 《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页,1926年1月10日。

  [33] 《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页,1926年1月10日。

  [34] 《黄埔军校史料》,第135--1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5] 《黄埔军校史料》,第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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