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新兵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3月刊，作者：邓康延，原题：《后来，我们都成了少校》

　　当主持嘉宾喊出“我们都是少校”时，我还是脆弱地忍不住泪盈。其实泪水也是我的力量，让我敢于冲锋和牺牲。

　　纪录片《寻找少校》，是从一张1944年滇西反攻时的葬礼照片作线索，寻找战死在高黎贡山的美国盟军少校的故事。

　　纪录片《发现少校》，是从一本晾晒于网络的美国军官中印缅战场联络簿上中国军官签名为线索，发现了一位历经大荣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国少校的故事。

　　两位中、美少校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相同的只是均为远征军少校。前一部“寻找”了三年多，后一部“发现”又是3年。前后6年间，曲折与挫折难与人言，忧伤与欣然也难与人言。寻找少校梅姆瑞最后的人生轨迹，让我体味了死亡和寻找的价值；发现少校赵振英一生的荣耀和苦难，让我感受了一个人的尊严那么容易打碎、又那么艰辛的复原。

　　死不足怕，最怕死不瞑目；生也不易，更难一生坦荡。纪录片里的故事和拍摄纪录片的故事，时空交错、悲欣交集。与其说是我们在寻找发现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最后找到了我们。

　　那是2005年春日的一个黄昏，我在《凤凰周刊》签完当期的进厂版样，招待一帮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园边的酒楼吃饭。夕阳晚风里，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调查的章东磐兄说起了远征军当年的悲壮和幸存者的凄惨，让我不能自已。借着心劲和酒力我站起来和他和大家碰杯：这件事我们做：写报道拍纪录片，还原历史和真相。

　　创办杂志四年多，我一直想作些新尝试，认定读图时代之后影像时代到了。没有公正清晰的历史影像，会影响到今人的生态，未来也会在来龙去脉的缺失中变得模糊。我要求请假甚至辞职去拍片，惊动了公司高层，最终大度地允诺我保留主编职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我们拿出的中国远征军提纲与台里制作部门沟通不畅，及至一班义勇军式的人马云集昆明后，一位主管叫停的电话也把我们晾在路上。

　　怎么办？云南作家孙敏提出：我们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远征军纪录片，寻找一张葬礼照片上的牺牲者，还原腾冲国殇墓园十几位盟军阵亡者的姓名。大家齐声称许。那么拍摄资金怎么办？我想起一直与我一样有这份念想的西安企业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万元已到账上。2005年5月初，我们正式开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贡山的寻找。时间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穿越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他们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昔日的光荣。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内外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中规模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

　　开始寻找寻找少校开始了，我们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随行拍好纪录片。

　　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村民说：几年前耕地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我问：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回答是：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美国兵都是皮鞋。随行的滇西抗战学者李正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数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地面运输线；一条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机就有一架不归的坚持，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闪光成路；还有几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溃退线和反攻线：前期的兵败野人山，数万人再没有出来；后期的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许多人没有墓碑、没有名字。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很多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茶铺安营扎寨，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下雨天附近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多来自福冈矿工的日本龙师团，善挖坑道，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道嗜血，绝非一些电影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双方的对决，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只是扒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我对着太阳光凝视这颗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绿锈班驳，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了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随后十多天，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和“大跃进”时，穷苦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和死尸骸骨。一颗子弹可以换一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换了一头牛。

　　死里逃生的命运我们在寻找不知名的阵亡盟军的路上，看到了更多的死去或残存的远征军的命运。正在晒太阳的几位界头乡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强迫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助敌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在保山板桥采访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一个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而他当时正一心想着要为激战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犁出骨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