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移植下的本土化创新”——关于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考察

　　19世纪20年代初，辛亥革命后在尝试与各种势力联合失败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陷入了低谷，迫于形势将目光转向苏俄[1]。1921年8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和孙中山进行了秘密会谈，其中特别提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着重考察了苏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军事院校，会见苏军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苏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议案，“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11月19日，鲍罗廷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诸问题。不久，孙中山正式筹建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国民党“一大”以后，创办军校之事已刻不容缓。

　　一、 物资经费援助：军校创办的燃眉之急

　　苏俄的援助对四顾无援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1924年前后孙中山曾对张继称，，俄国每年给广东提供200万元的援助，70万元用作黄埔军官学校的费用。大元帅在黄埔军校开学前，批发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军校。廖仲恺向兵工厂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仍仅发下30支枪。两三个月后，情形依旧如此。在这个紧急关头，1924年10月8日，第一批苏俄武器秘密运抵广州。1924年，军校开学后苏联为军校提供经费十万卢布，枪械八千多支。[2] 1924年一艘有着三根白色烟囱的兵船出现在黄埔岛外的水面上，“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着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10月8日傍晚，夕阳西下，在《黄埔创始之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八千支枪完全没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当时情景时写道，前一天下午，得知苏联运送枪械的“沃罗夫斯基”号即将到来时，饱受寒酸白眼之苦的黄埔师生无不欢呼雀跃，“尤以一班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这是苏联首次对黄埔军校提供的无偿援助，包括8000支全部配有刺刀的俄式步枪、子弹400万发、10支小手枪，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随后几天，苏联水兵与军校师生多次联欢，黄埔岛上不时响起用两国语言一起高唱的《国际歌》。

　　苏俄在军火方面给国民党巨大支援，为军校的办学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军械方面，从1924年至1926年，在黄埔或附近地区起卸的先后有五批(第一次东征前两批，第二次东征前一批，北伐前两批)，第一批由苏联舰艇直接运到黄埔军校码头，第二批运到虎门附近，船上表面运载木材，下面尽是枪械，后用大驳船四、五十艘，来往搬运四五天才运完，数量比第一批多，但以北伐开始前运来的两批，数量最多。此外，第一军驻汕头时，苏联亦曾将一批山炮、枪械，直接运给第一军。苏联所运来的武器，有日造步枪、日造山炮，也有俄造步枪、机枪、山炮，其中俄造的双轮重机枪，最受各方欢迎。斯大林并曾决定给中国以飞机援助(数量似为十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北伐。” [3]苏俄用军火和金钱，换来国民党党军系统大量职位，包括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孙中山卫队、铁甲车队、航校和空军、海军等。国民党把苏俄援建的所有军事部门，都向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敞开怀抱。

　　二、专业人员派遣：在军校指导和任教的苏联顾问

　　早在1923年春天，对中国的援助计划开始实施，苏联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挑选了一批曾任过红军指挥员的优秀学员前往中国工作。这些人均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有的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多年，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作战实践经验，许多人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1923年10月6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受到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他回忆道：“孙逸仙盛情接待我，叫我坐在他的身旁，用凝神的眼光对我看了几秒钟。”（诺曼·鲍罗廷：《祖国》，俄文版）两人坦率地讨论了广州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孙中山一再强调北伐的重要;鲍罗廷认为，北伐实属必要，但必须做大量准备工作，主要有：改组国民党；建立一支独立的、非军阀控制的军队；开办军官学校；还必须联合民众。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指导，军校开办前夕，鲍罗廷致电莫斯科请求派出更多的军事顾问来广东：“ (1)选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 (2)让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4]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闭幕后，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弗·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和设计工作。1月24日，得知苏俄意向的孙中山决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陆军军官学校。[5]当时负责筹建黄埔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期学员的试题，就是他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

　　1924年5月，苏联红军军团长巴甫洛夫到达广州，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兼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到广州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依照他的建议，孙中山成立国防委员会，将广州地区分散的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革命军队，以便集中指挥，并聘请巴甫洛夫为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7月18日前往石龙考察前线情况时，不慎失足落水溺亡。孙中山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葬礼，称他是“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 随苏联运送支援黄埔军校枪械船艇到达广州的苏联顾问还有：罗加乔夫（又译为罗嘉觉夫，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别夏斯特诺夫、吉列夫（炮兵顾问）、波洛（机枪顾问）、格米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米伊利克等。10月，苏联政府又派遣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黄埔军校工作，以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团团长，接任巴甫洛夫的工作。随同加伦一起到来的有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靠着他们，黄埔军校不仅可以进行步兵训练，而且能够培养军事工程师、高射炮手、通讯员和后勤人员。苏联早期派驻在黄埔军校指导和任教的苏联顾问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军事教练顾问契列帕诺夫（又译作蔡纳比拉夫、契列帕诺夫）；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军事教练顾问长蔡尔帕诺夫；另外还派有:政治喀拉觉夫（又译作格拉觉夫）、步兵兼顾问长白礼别列夫、炮兵嘉列里、工兵瓦林、炮兵教练官捷列沙托夫、梁道夫、骑兵训练顾问尼库林 、通讯科丘别耶夫、М.И.德拉特文、后方勤务顾问罗戈夫、战术教官波利亚克、格尔曼、亚科夫列夫等。

　　1925年5月，苏联政府再向黄埔军校派来200人的教官团。此外，苏联顾问团还根据孙中山的邀请，派出各方面的教官和技术人员参与了大元帅府空军、海军、装甲车队的教育和整顿工作，这些技术顾问人员有不少在不同时期加入黄埔军校的师资队伍。知名苏联顾问有：斯米诺夫（又译为西米诺夫），1924年10月被聘为大本营直辖海军局局长。李糜，1924年10月被大元帅府聘为航空局的顾问，任代理航空处处长兼航空学校校长。季山嘉，1925年6月来华负责顾问团工作。李糜，1924年10月被大元帅府聘为航空局的顾问，任代理航空处处长兼航空学校校长。伊文诺斯基，被聘为大元帅府军事顾问。派到军校的苏联顾问中，还有女顾问М.楚芭列娃(萨赫诺夫斯卡娅)，她是华南苏联顾问团的侦察处长(后来是该处参谋长)，也在军校讲课。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黄埔日刊》报）创刊一周年之日，杨其纲撰文《本校之概况》，描述苏联顾问"热心服务",常与学员一同出操演习。

　　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各种资料记载不一，出入也颇大，但是有一点，苏联在这期间派遣了数目可观的军事顾问人员，参与了黄埔建校并协助党军训练作战，这是不争的事实。据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回忆：“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召开会议时，常常有五六十位苏联顾问参加，可见阵容之大。”（见《世界著名军校黄埔军校》第16页）。原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长、代校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300余人被撤回国”。可见苏联顾问团之庞大。

　　黄埔军校开学后，各门学科教育都有苏联顾问任教。这些苏联军人积极投入到军校的创建和教学活动，不仅为黄埔师生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传统和经验，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派往军校的苏联顾问，都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从各方面为办好军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战地通讯是运用近代新技术的一个学科，在国内教官中通晓通讯知识的人极少，为此苏联派来了一批通讯教官，在黄埔军校开办了第一个通讯班。通讯教官科丘别耶夫，在教学中克服了语言不通、器材缺乏等各种困难，在短短的时间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掌握通讯战术的通讯干部，在以后的东征、北伐过程中，这个新型兵种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事实证明，黄埔军校学生确实在后来北伐和抗战中表现优异，这和苏联教官的呕心沥血是分不开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也很敬业，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在东征时，因亲自考察地形，在东江乘坐小船时落水而牺牲，3年中，至少有五位苏联教官牺牲工作岗位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苏联顾问团全部撤走。

　　三、先进制度移植：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

　　1923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一位苏联人来华担任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他对于改组和建设中国国民革命军，讨平广东军阀武装，制定和实施北伐计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加仑。[6] 1924年8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邀，委派布留赫尔赴中国任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4年秋，布留赫尔奉命到中国担任。在海参崴办理出国护照时，工作人员问填写什么姓，布留赫尔说：就写加林吧，我的老婆叫加林娜。但加林被读错了音，变成了“加仑”。　1924年10月底，继苏俄输入大批军火和物资后，以加伦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军事人员应孙中山邀请到达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35岁的加伦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是加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工作，服务国民革命；二是使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走上正轨，使“以党领军”制度化、成熟化。经过谈判，加仑终于说服了上层军官，使他们赞成将黄埔军校办成唯一的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培养年轻军官，开设参谋训练班以及下级和中级军官进修班。

　　仿效苏联同时建立的，还有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鲍罗廷力荐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周恩来被邀请担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6月16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期五百余名学生入学。第一期入校的 470 名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80 余人。开学不久，一位苏联政治顾问在学校演讲《俄国红军党代表制度》，介绍俄国红军的党代表制度，回忆红军初建时期党代表产生的历史，和红军党代表的任务。同年 11 月，从西欧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副主任，翌年初又担任政治部主任。据当时校内的人员回忆，周恩来一讲政治大课，马上在全校师生中获得最高评价，他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最早的政治工作制度，从此使军校、军队同“我是军人，不问政治”这种只讲盲从的旧军阀传统划清了界限。1925年1月1日，蒋介石率领第一期第六队学生，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宣誓，并拜谒史坚如、邓铿、朱大符、伍廷芳四先烈墓。据称，这一建议就是军事总顾问加伦提出的，因为“举行宣誓，有巨大的心理作用和相应的政治影响”。1926年2月，军校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聘请政治顾问6名，其中有苏联顾问罗加乔夫。他经常应邀在军校演讲，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兴趣，军校政治部在校本部设有“政治问答箱”，对学员们提出的有关俄国革命、苏联红军等方面的问题，予以详尽地回答。

　　蒋介石极力反对军内建立党代表制，加仑于是将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确认军内设立党代表制是必不可少的。隶属总顾问加仑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与经济权力，而且有监督作战命令的权力，从而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权利。蒋介石出于无奈， 对党军体制既有感性认知，也有理性思索，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均认真推进党军制度，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在苏联军事顾问亚·伏·布拉戈达托夫瑞的回忆里，蒋介石总司令对加伦非常器重。加伦为蒋介石代拟的命令，蒋介石从不修改一字，就任由其公布。临时有要事相商，蒋介石也总是移樽就教，亲自到加伦办公室讨教；在加伦面前，蒋介石总是正襟危坐，礼敬有加。据布拉戈达托夫瑞的说法，党军里头，唯独白崇禧对加伦态度最“放肆”，白崇禧在加伦接见时，总是往沙发上一躺，而且还把一只脚翘起放在沙发上，一度引起加伦不悦，暗示白注意礼貌。《军队党代表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下达黄埔军校，规定党代表的近期工作目标是开展政治教育和接近士兵。

　　在黄埔军校政治部1926年编写的《过去之一九二六年》中，撰稿者包括萧楚女、叶书、宋云彬等人。其中写道，“全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整个的势力：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和全世界被统治被压迫者—农工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在武昌分校担任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自五四运动以后就在国内发表革命启蒙文章，被称为“青年导师”。他的生动演讲和深入浅出介绍革命思想的文章，为黄埔军校那些青年预备军官指出了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曾受邀到军校讲农民运动课。当时许多人称黄埔是“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军校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鲍罗廷多次到军校演讲，作专题报告，号召学生学习“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出来实行革命”，强调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

　　在中国军队史上，黄埔军校这所学校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一句话，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在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政治工作的积极担当。军校政治部也在11月向共产党员打开了城门。因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陪同孙中山北上，应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伦之请，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在加伦指引下，周恩来充实部员，完善党军制度和工作秩序。1925年12月12日，周恩来的名字（“Chow En-lai”）第一次出现在《北报》上。《北报》翻译广州《岭东晚报》（“Ling Tung Evening News”）11月24日的一则消息，记录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前往广州英国教会学校宣布政府接管事宜。《北报》报道说：周恩来代表政府要将学校改造成“彻底的中国人的革命学校” 。[7] 中国共产党明白，越是以更多的人力投入政治工作，越有可能掌控住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创办后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一句话，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此后，军校政治工作开始正规化和制度化，军校党军体制逐渐成形。

　　结 语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这句话是指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师俄是两党共同的目标之一。[8] 苏军顾问的指导以及党代表制度的建立，是黄埔军校成为近代史上不同于其他军事教育机构的关键。“在广东，找不到有经验的、俄国人认为能够完成政治灌输任务的合格的宣传人员，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对这项工作感兴趣。这是一项新的、非传统性的工作，况且从事这种工作又能得到什么报答呢? 因此，申请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当鲍罗廷把空缺的位置留给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中选出来的专门干部和中国工会运动最激进的参加者时，也很少有人抱怨”。[9]黄埔军校和党军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成长十分有利。在国民党不许中国共产党独当一面地掌握军事工作的前提下，共产党要掌控军队，共产党人快速进入党军系统,政治工作就成了关键的突破口。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量进入军校，党组织的活动和吸收入党的军校学生也日益增多，这又为中国共产党安排党员毕业生进入各类军队储备了干部[10] 。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西北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拥护广东国民政府，接受苏联援助后向陕西、甘肃进军。中共中央派出刘伯坚、邓小平到这支部队担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在西北军中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西北军中陆续出现大量部队起义投奔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职业革命家孙中山1896年到1897年在英国停留了9个月，从一份已知公开的清廷驻英使馆雇佣的司赖特侦探社的侦探报告中，我们了解到，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大英博物馆68次。张国焘在一本回忆录中也提到，孙中山曾向他谈起：“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导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美国学者莱恩·夏曼在专著中明确指出，孙中山当时在大英博物馆里接触到亨利·乔治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著作。因此，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是中国第一人。

　　【2】王柏龄：《黄埔开创之回忆》，台湾新店市中华印刷厂1988年版，第55页。

　　【3】《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58页。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6】加仑，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89年11月19日出生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巴尔欣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1904年中学毕业后，在布店当学徒，开始接受革命熏陶，并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应征入伍，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由于英勇善战，他荣获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和一枚乔治勋章。1916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等残废退役后，积极投身反抗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在士兵中间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18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富有战争经验的布留赫尔临危受命，率军打败占领乌拉尔地区的白匪军，使布留赫尔“在俄国革命史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绩”，被苏维埃共和国授予第一枚红旗勋章。1921年6月，布留赫尔出任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和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功地扫除了当地的白匪势力，稳定了远东共和国的形势。

　　【7】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外文报纸之一，1850年8月3日由英国商人Henry Shearman在上海租界创办《北华捷报》影响了当时在沪外籍人士对中国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认知。周恩来是《北报》关注最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20年代，《北报》上涉及周的还有另外两处。1926年1月13日《北报》提到周作为政府代表，协调广州水手与工会之间的谈判。1928年11月23日《北报》提醒曾参加北伐战争的红色人物周恩来目前身处湖南长沙，负责军事。五卅运动爆发后，《北报》连续在6月6日、13日、27日刊登近20篇文章，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为“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或“红色力量”的指使和捣乱。持续使用“暴乱”（“riot”）、“混乱”（“chaos”）、“暴民”（“mob”）等字眼来形容这个事件，把所有的罪责归到受到苏联指使的共产党一方。 游行学生被认定为来自“布尔什维克大学”——上海大学的“愚蠢的学生仔”，受共产党积极分子的鼓动，“毋庸置疑，布尔什维克是这种极端学生运动的背后指使” 。随着时间的推演，《北报》关于共产党的消息逐渐变得相对客观，但五卅运动时期中英双方的冲突留下的阴影仍未完全消失，中共的领袖也就自然会带有某些“不良”形象。

　　【8】章开沅：《〈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序一》，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9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0】从东征到北伐，黄埔一期生中阵亡、被敌杀害、病殁者共计79人。其中共产党籍的黄埔生为23人，占 29，11％。结合所有黄埔一期生，中共学生所占17，23％的这个比例来看，红色黄埔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牺牲不可谓不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