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维

　　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1965年，文革前，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我当时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没想要见他”。

　　17岁的我在生活中并不缺少父亲，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单亲孩子。

　　父亲的温暖来自姨夫黄崇武，他是上海复兴中学的教师。黄崇武的父亲黄梅兴，与黄维、杜聿明、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同窗，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次日殉国，是中国抗日战场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黄梅兴殉国后，黄埔的老同学对黄崇武很照顾，他与杜伯母（杜聿明夫人）、杜致礼（杜聿明女儿）、郑伯母（郑洞国夫人）都十分熟悉。姨妈比我妈妈小8岁，她一直在我妈妈身边生活、上学。姨夫和姨妈也是这么认识结婚的。”

　　父亲被俘后，我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妈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报所工作，后调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中学教书。我喊姨夫‘爸爸’，姨妈‘妈妈’，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姨夫不是我的父亲，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当知道有个父亲等待我去见面的时候，一种不搭界的情绪笼罩着我。对于这个父亲，我了解的太少了。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我母亲在北京的姐姐家，我跟着姨夫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在这个豪华的饭店里，黄维自己单独住了一个房间。

　　一见到父亲，我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老人家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然后找些话题与我聊天。比如，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我想学医。父亲很赞成。

　　看着眼前的父亲，我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本来以为父亲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年，父亲61岁。

　　父亲刚参观了杭州，来到上海，他兴致勃勃地向姨父和我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没有顽固不化的感觉。他逐渐改变着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我好几次听到父亲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父亲和我们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

　　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我感到十分陌生，我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我不知道父亲离开自己时，母亲正怀着我。那是1948年夏天，父亲与全家人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即刻下山赶回武汉。父亲就这样告别了全家人。

　　“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1948年，在武汉，黄维正在筹办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父亲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父亲担任司令，但父亲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说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就这样，父亲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父亲的要求。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父亲离开近半年后，母亲等到的却是父亲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听说父亲战死了，妈妈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民党撤退台湾，母亲带着襁褓之中的我和哥哥姐姐们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母亲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丈夫会死。终于，母亲得知父亲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至于父亲当年如何被俘，我一直没有主动问过父亲。至今，我见到过好多个版本：有好多个嘉奖令，好多个“活捉黄维”的英雄。

　　父亲晚年回忆起这次失败说：（淮海战役）说我是笨蛋、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兵团最后是全部被歼了，但换个人，未必比我强。当时在双堆集，我的部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饥寒交迫，顶了28天，换个人，行吗！？不光是我黄维个人失败，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太腐败，太失人心了！有的士兵挖草根剥树皮吃，军马全部被杀了，吃了。飞机空投的东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杯水车薪。有的落到解放军阵地上，送了礼！而陈毅、粟裕的部队，虽然武器不如我的部队，但他们士气高昂，打仗勇敢，不怕死。他们有饭吃，几十万民工推着小车子给他们送馒头、送稀饭。而我的部队没有一个老百姓给送吃的。有的单兵行动，就回不来了。

　　功德林监狱，父亲顽固抵抗“改造”

　　胡琏突出重围后，遇到了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先逃到蚌埠, 后去了南京，开始了与黄维完全不同的人生。黄维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 。

　　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我看到资料说：

　　黄维把桌子一拍, 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1952年的一次学习中，学习组长董益三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回应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董益三等还动手打了他。后来，董益三和父亲都在政协工作，又住在同一住处，他们常常同坐一辆公车来回，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父亲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十分大气的人，他总是那么耿直、那么真实，没想通就是没想通，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想通了，他会实心实地去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被俘这一年，父亲43岁。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母亲带着我们离开了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母亲工作还算如意，姐姐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街道及邻居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

　　在上海，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我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进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父亲缺席第一批特赦名单，母亲病倒了

　　八年后的1956年，母亲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

　　母亲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反复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母亲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姆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特赦的事终于有了眉目。

　　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却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

　　这个名单里并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母亲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姆妈总在这么想。一天下班后，母亲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让她备受煎熬的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母亲，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母亲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她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专家诊断确诊的。姆妈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我们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父亲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则毫不知情。

　　全身结核获治，父亲转向研究“永动机”

　　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父亲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1952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战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父亲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还专门派武警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着。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父亲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军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亲在昆明、重庆组建远征军、编练青年军，与美军及武器装备有过广泛的接触。1947年春，父亲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装备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新式武器装备有广泛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父亲说：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

　　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他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

　　但是，战犯管理所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

　　1968年4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秦城监狱里人满为患，黄维等战犯就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曾回忆：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我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的转动下去。

　　特赦后，爸爸还在家里研究，他让我抄写要上交的‘永动机’方案的报告和他写的论文；我哥黄理也被调过来研究，他是学机械的来帮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我姨夫的学生，以及他的朋友，不少人都协助过。对一件事，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虽然他倾注大量心血的多个“永动机”都先后失败了，但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科学研究精神也被人所称道。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我到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

　　母亲与父亲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恢复了联系。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父亲在每封给姆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我外婆和我姆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姆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我，总想找机会去看看他。我设想回上海探亲时，可以去抚顺绕一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2年开始，父亲与家人的通信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父亲回家了，但依旧固执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3月23日招待宴席上宣读。这封信后来由叶剑英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

　　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我在吉林延边农村得到消息，赶到北京，父亲他们住在前门饭店。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父母亲。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常委待遇，每月工资200元。

　　对母亲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认为不可能会释放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以致于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总怕他出什么问题。

　　特赦后的父亲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当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父亲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他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他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致力两岸交流

　　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父亲去访问，他便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从台湾开放探亲以来，父亲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他与老同学、老战友有了越来越多的来往。他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父亲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我去台湾是为了两岸的和解，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父亲为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的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道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清晨，我突然接到全国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我连忙赶到协和医院。

　　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父亲85岁。

　　父亲的去世就是心脏病突发。这两三年来，他太劳累、太辛苦了，他抓紧时间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珍重感情，实事求是

　　父亲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著。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得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我还听到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军的一名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已经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父亲特赦释放，也熟知父亲的刚直为人，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黄维对周廷烈的来信非常的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周廷烈原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见习军官，他所述在五十四军服役和被送美国受飞行员训练，尚符合历史事实……周一直在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所部服役，历经对日、德作战，著有功勋，立功是可信的。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所处的情况应有所关怀，建议对周廷烈应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以示党和政府不遗忘对敌空战中作战的领航员曾做出过的贡献，实事求是解决。”

　　198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给贵州省委统战部发了文，称“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参加者和幸存者。”1986年，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7年5月7日，周廷烈享受国家干部18级的优遇。这个“妻子自尽，本人劳改，装成哑巴27年，子女流落他乡”的老人在黄维的鼎力直言下，才不至于晚景凄凉。

　　那时候，来找爸爸落实政策的国民党老兵很多，我一天到晚给开门。幸亏那时候社会治安好，没出过问题。他为这些在大陆的国民党老兵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认真给予证明，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我总给他们抄抄写写，不知抄写了多少回。比如有的起义人员被说成了俘虏，吃饭都成问题。

　　父亲很爱士兵，抗战期间任第54军军长，他让士兵种菜、养猪。他还曾因为爱兵而被以吃空饷的名义遭到排挤。1941年，黄维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同样是54军军长期间，54军所属的第9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黄维。父亲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父亲‘吃空饷’也是确有其事，他给士兵增加口粮，完全是出于爱兵的考虑吧。随后，黄维被调离，他从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而54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

　　父亲念念不忘的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黄维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途经上海第二天，黄维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

　　在罗店，黄维转了又转。甫时，黄维中断在德国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计划，在淞沪会战爆发时被应召紧急回国，赴任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

　　父亲曾和我们聊起这一仗：“打得很苦，当时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蝗，蚂蝗爬到腿上往肉里钻、吸血。”尽管战况恶劣，但是父亲亲临前线。父亲不仅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还在战斗间隙教士兵正确的射击姿势。因为有一些士兵一抬头就中枪了，伤亡太大”。

　　1938年，父亲已是十八军军长，中将军衔，他在皖南厉兵秣马，痛击日寇，取得诸多战绩。武汉会战中，多战多捷。父亲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险些被炸，参谋把他摁倒，参谋受了伤。

　　1940年，日本人大举进攻浙赣路，老家江西贵溪遭到了严重破坏，老百姓都跑到山里去了。日本人知道这里有抗战将领，是一个有敌意的地方，对家乡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报复行动。2010年，我第一次回祖籍，发现祖屋在战争中烧毁，“家乡人想给父亲建故居，但是什么都没了”。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军的抗战。

　　同样，黄维的朋友也“不分国共”，他不回避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友谊。1977年10月，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我陪父亲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有个烈士名册，在玻璃柜里锁着，他看第一页有他同学，就要求管理员打开拿出来看，他翻了几下有好几个都是他的同学，还有他的老师。其中就有方志敏。

　　黄维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那天，在方志敏墓前，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

　　父亲极其敬仰北伐名将严重，说严重光明磊落，是品德很高的一个人。严重所在的21师是模范师，官兵们对他非常敬仰。父亲讲过好多个故事，在他眼里，严重就是一个圣人。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父亲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珍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黄埔后代 黄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