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经历——追忆1949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任命张权将军（原国民党中将、炮兵教导总队长）为上海起义军司令。中共成员王亚文为政治委员，中共成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责起义军交通科长（联络情报）。

　　1949年5月13日，遵照张权将军的指示，我将李锡佑的亲笔信送交驻在复旦大学132师的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并引领与李锡佑会面。事后，我回到张权将军家，向张将军汇报完成了任务，张将军表示欣慰。次日（即14日），张将军来到我的住处（虬江路620号）。共进晚餐后，我陪同他在北面阳台观望国共两军对峙炮击。张将军说“近来白色恐怖越来越紧，我们要高度注意安全”，又说“乌云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当晚，张将军就住在我处。15日晨，张将军吃了早餐后嘱咐我穿西服去麦加里38号（他的住处），协助把一部分行李转移到我家。8点半左右，我和张权将军同时离开他的家门，步出弄口后分头行动。张将军坐三轮车向东而去，我则向西而行。正当我向路西穿越时，突然见四个陌生人将我围住，我当即拔枪自卫。对方见我有枪，猛然将我的枪夺去，并大声问我前面坐三轮车走的人是谁，我说：“不认识。”约九点许，四个陌生人将我推上吉普车，开到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一个上校军官厉声问我姓什么？哪里人？多大年纪？住哪里？何时参加共产党？对前几个问题我如实作了回答。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也作了如实回答；我说“我是国民党员，我没有参加共产党”。那个上校听后，竟然火冒三丈，跳将起来，打了我三个耳光，随即命令那几条“走狗”把我又押回麦加里，要我带路去抓李锡佑，并说，若是找不到李锡佑就杀死我。我对那个上校说，“你是一个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军人的性格都是不怕死的，你不必以死来吓唬我！”

　　我被迫无奈，在他们的软押下，到麦加里34号走了一圈，但并未见到李锡佑。屋内只有两个女人，我意识到情况严重，便向那几个便衣说：“我要喝水”，经许可由他们押着带进38号，见内姑母在，当即喝了一杯水（此举旨在让内姑母知道出事了）。未几，听外面大声说，李锡佑回来了。我又被他们带回到警备总司令部，关在二处的一所小房子里，一连几个小时未进食。15日下午5时左右，将我推进一辆红色警车，见车上有张权将军、两个女人、一个老头。见此情景，我的心为之一颤，知道大事不好。当警车启动时，张权将军问我在麦加里开枪了没有？我说我的枪已被缴去，没有开枪。警车驶进位于福州路的警察总局。我们即被押在四楼，见李锡佑已被打成重伤。当晚，我和张权将军被关押在三号牢房。深夜12点后，首次提审张权将军，到凌晨才押回牢房，张权将军疲惫不堪，无力与我说话。16日10时许，再度提审张将军，下午约2时回牢房，张将军对我说：“李锡佑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已全招了，现在我的选择是承担一切责任”。从1949年5月15日至21日，整整7天，张将军和我都关在同一牢房。张权将军被提审了5次，每次提审张权将军都坚贞不屈，对中共地下党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当敌人欲对张将军施用重刑时，张将军大义凛然地说：“你们可以杀我，但不可侮辱我”。在狱中，张将军为了提高我的斗志，鼓励我说：“中国历代都有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精神给后人以无限的激励。文天祥曾在狱中写了《正气歌》，邪不压正，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1949年5月21日上午，张将军第6次被提审，但这一次提审后未回牢房。不多时，听见张权将军大声呼喊：“中国人民万岁！”当时，我意识到我尊敬的长辈、我爱戴的老师张权将军将面临不幸。果然在下午就听说以“银元贩子的名义”枪杀了6人，其中就有张权、李锡佑两将军。得知此事，我内心万分痛苦。

　　当月23日傍晚，听说汤恩伯、毛森等国民党的残孽已逃离上海。中共地下党员打开了牢门，我和其他难友一起走出牢门。我回到了虬江路620号住处。我的好友、曾经介绍我参加爱国青年大同盟的同济大学学生王颐荪为我祝贺虎口余生！

　　我在狱中被3次提审。他们企图迫使我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由于我态度坚决，所以遭到敌人的毒打，为之周身极度痛楚。6月中，上海市军管会通知我回虬江仓库担任原职。由于我身有重伤，所以婉谢复职。事后得知，上海市军管会通知复职，乃是爱盟同济大学支部王颐荪等提供的情况所作的决定。

　　我出狱回家后没几天，内姑母得知我身受重伤，特地带了一些食品来我家探视，并问了一些被捕过程，我向她作了汇报并告知：张权将军在狱中的情况，说了张贤的背叛等。不多天据内姑母胡雪影说这件事已通报王亚文老前辈。

　　反革命分子张贤（关于张贤如何出卖李锡佑，见上海徐家汇人民法院所存档案）在50年代已被镇压，血债已经偿还。1949年7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出具公函，追认张权将军、李锡佑将军为革命烈士，烈士可以瞑目长眠于九泉了！

　　黄埔十四期 秦然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