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永存----原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追忆父亲李大钊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此刻，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激起了我本人对包括我的先辈们在内的一切曾经为了我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作出过贡献的，尤其是为抗日而流过血流过汗的，这其中又尤其是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先辈们的思念。当年，我祖父兄弟计10人中就有6人毕业于国共将帅之摇篮---著名的黄埔军校。虽然当年他们大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的，更有的曾经在两次国共内战期间与我中共兵戎相见，但是他们都是致力于我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的，更是致力于祖国早日完全统一的，都直接地参加了我中国人民全面八年抗战，乃至十四年抗战的全过程，也都曾经为了我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流过血流过汗，有的还在抗战中以身殉国。可谓血沃大地、骨埋青山。看在此情分上，不但有诸多国民党元老、抗日名将、锄奸英雄、爱国人士等曾经与我多有联系和交往，并赐题书画作品百余幅，亦有上百位我中共开国将军、军界要员和元老等也曾经与我多有联系和交往，并且赐题书画作品200余幅。这其中就有当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我党顶级元老李大钊之长子李葆华公。早在1931年6月，李公就担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次年即就任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书记，1935年6月任中共北方局委员，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他是中共“七大”代表，并当选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解放后，李公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要职，也可谓我中共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和早期要员也。

　　谈起我与李葆华公的交往，时间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学读书期间，作为一个原中国国民党著名抗日家族人士之后裔和世家出身者，我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大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学生党支部负责人。这一平台，加上中国历史上诸多著名爱国人士和世家出身者，尤其是诸多辛亥革命元老和国共两党中的诸多著名抗日人士，这其中诸多乃是抗日名将，与我家大都有着多代人的家族世交关系。他们或者其子女、亲属等实乃我本人及子女等的忘年交。因此，那时我就曾经多次到过李公家。只不过是那时我大都是随同著名学者、老报人、我家爱国(抗日)和国医（中医）世交及我本人和子女的忘年之交、新四军老战士欧远方公一同前往的。在“文革”前的1962年至1966年的四年中，李公一直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欧公就在李公的麾下任省委秘书长。在他们共事的岁月里，李公对欧公的才学非常地欣赏，每次赴京公务都是必带欧公的。这样，使我有幸通过欧公的关系，而和李公也逐渐地有了单独交往。

　　记得本世纪初的2003年五六月份，我本人受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之邀而进京接待一位台湾著名人士。在闲暇之际，我先后拜访了我家在京诸多爱国（抗日）世交及其后裔。鉴于本世纪第一年的四月一日，我家爱国（抗日）世交欧远方公不幸溘逝。这令李公非常悲痛。他不但亲自给欧家发来唁电，送来了花圈，还单独委托其在安徽供职的二儿子参加告别仪式。同时由于他知悉欧高两家有著多代人的家族爱国（抗日）世交关系，他又以92岁高龄，不辞年迈，亲笔给我来函指出：“欧远方同志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敢于讲出来，这点很重要。可惜逝世太早了，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以表达他对其原部属的思念之情。看在欧公多年来对我本人的关爱的情分上，李公还随函赐予我书法作品一幅。实在地令我不胜感激。

　　正是基于对欧公的思念和对李公的钦佩，这次我进京期间才有了单独拜访李公的念头。

　　为安徽人民熟悉和久违的李公，当年已是九十五岁高龄。老实说，拜访李公之前，我心有余悸：一怕李公年事已高、记忆衰退，想不起我这个无名小卒；二怕李公语速慢，耳朵听力差，采访时间不够用（老人已过耄耋之年，实在不忍心采访时间过长）。一经接触，李公马上说：“你是泗县的小高，以前你和欧远方一起来我家玩过几次，欧远方去世后，我还给你写过信呢！还有，原宿县地委书记孟亦是你的老乡......”这样，我心存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李公不仅听得清，语速不慢，而且思路清晰，记忆惊人,精神矍铄。

　　李公书房十分简朴。地面既没有瓷砖，也没有木地板,就是个普通的水泥地面。一对旧沙发上面覆盖着被洗涤发白毛巾被。书房正中挂着其父手书国人皆知的遒劲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日长天久，对联已泛黄。忆起父亲在那风雨如晦年代传播马列火种和为真理信仰英勇就义的鲜为人知往事，老人充满怀念深情，桩桩件件，恍然若昨......

　　“南陈北李”开天地  中国有了共产党

　　李老说，我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并不长，1927年父亲牺牲那年，我18岁，正在北京孔德学校念高中。但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父亲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为真理和信仰慷慨赴死的无畏品格，却影响教育了我一生。

　　1889年10月29日，父亲生于祖籍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父亲的父母早亡，由其祖父拉扯大。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待人宽厚，青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校友陈独秀在那里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

　　1918年夏，父亲带全家迁北京，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十月革命成功后，父亲相继发表著名篇章《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知识、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中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2月，父亲护送刚出狱的陈独秀离京南下时，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3月，又将来京的俄共远东局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介绍给上海的陈独秀，详细探讨了如何建党的问题，大大加速了建党历程。

　　陈独秀着手建党时，首先征求父亲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相约各自负责南北片建党工作。

　　1920年10月，父亲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

　　众所周知，父亲和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党的一大，但是“南陈北李”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两位最重要创始人。

　　第一从容上绞架  血沃中华铸英魂

　　1927年4月16日。这天我终生刻骨铭心。

　　数年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中执委的父亲，致力于国共合作，发动领导北京长辛店、唐山铁路、京汉铁路、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激怒反动军阀，一直成为“黑名单上的人”。

　　这天，张作霖突派三四百名警察、宪兵，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正在伏案疾书的父亲等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星华、艳华妹妹。已经加入共青团的我偶因清明参加学校郊游，当晚住清华园同乡处才免遭此劫。

　　为躲避敌人迫害，父亲的朋友、孔德学校负责人沈士远先生将我隐匿在其弟燕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家，后又转入周作人家。

　　我失去与外界联系，独住周作人家一间屋内，只能从报纸上读点有关父亲的消息。一天，周作人、沈尹默先生来我住处，把报纸拿给我看，才得知父亲4月28日遇难的噩耗。

　　父亲被捕至就义，报纸上消息很多。我当时根本不忍心细读，事后才陆续得知，父亲狱中饱受竹签十指等种种酷刑，铁骨铮铮，威武不屈。张作霖派参谋长杨宇霆以高官厚禄劝降，也被父亲严词拒绝。

　　4月28日，敬爱的父亲与19位革命者同赴绞刑，时年尚不满38岁。父亲第一个走向绞架，他从容镇定，面不改色。敌人视他为“罪魁祸首”，为延长他痛苦，刽子手施刑中故意拖延40分钟，而其余人只用20分钟。

　　父亲为民族为人民甘抛一腔热血，铸就了共产党人的英魂，正如他生前一篇短文中所说的：“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上下求索寻真理  前辈事业后人当

　　父亲遇难后，母亲和妹妹出狱被遣返老家，我则更名“杨震”，手持北大蔡元培先生证明东渡留学，半年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31年6月由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吸收入党，学成回国后投身革命。

　　已晋期颐之年的李公讲话语速并不慢，连说一个多小时仍言犹未尽。他说，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从父亲那里汲取的精神养料便是勇为真理献身，血腥风雨年代如此，和平时期也一样，共产党人为真理，任何时候都不怕蒙冤、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李公说，1962年我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三年天灾人祸，百姓苦不堪言。我走街串乡调查民情，实事求是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记得当时平反者中就有错划“右派”的张凯帆等领导干部；有一位女同志到省委找我谈了一天，后经调查确属蒙冤，就给她平反；还有一位10岁的芜湖小朋友写信给我，讲述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缘由，通过调查也还他以清白。

　　“文革”中，我被造反派批为“叛徒”，被多年隔离审查和三天两头批斗，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仰。

　　学者战士慈严父  精神遗产世代传

　　记得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李大钊不仅是渊博的学者，首先是杰出的战士。”而我们感受最深的不仅是他无畏献身精神，更多还是他的博学和质朴作风、宽厚为人。

　　母亲赵纫兰，从小与父亲为邻，比父亲大5岁的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但父亲直至成为大学者、名教授后也从未嫌弃过，二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感情极好。

　　父亲也从未打骂过我们兄妹五个，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慈祥的。他主张让孩子自由发展，不束手束脚，甚至从未问过我的功课，但却很注重品德方面的身教。他“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唯以求真。”当革命处于危难时刻，他节衣缩食，把个人大部分收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接济同志和贫苦青年，自己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我们兄妹5人，在父亲的影响下，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只有我和小弟光华（原中科院电子所党委书记）健在，都住北京。我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对孩子的教育也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宽松，但重品行，要求他们清正廉洁，说实话，办实事，不空谈。

　　记得60年代我刚到安徽时，有人送葡萄干，次子宏塔不知，拆开吃了，我知道后批评了孩子，并退了钱。虽是小事，但我不愿孩子从小沾染坏习气。孩子们也很争气，都事业有成。

　　大儿子李青，现在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二儿子宏塔，现任安徽省民政厅长。虽为厅级干部，但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不脱离群众啊！

　　小儿子亚中，现与我同住。我“文革”受审时，他在合肥小学毕业后无中学敢要，失学在家。后送至他湖南姨娘家就读，姨娘还受牵连挨批斗，但孩子逆境中很努力，后在株洲铁路工厂当工人时，表现优秀被保送上大学，现在任水利部水文防汛部门高级工程师。

　　女儿乐群，现为北京阜外医院主任医师。

　　每年清明，我都携在京儿孙们去京郊万安公墓祭扫，悼念父亲，今年虽九十有五，也不例外。

　　接着，我们又将话题转移到欧公的事情议题上。李公除了谈及上述他给我写信的内容外，还一再强调，你们欧高两家是世交关系，早年都是国医（中医）世家，你们的先辈们早年都是为了抗日而毅然弃笔从戎的。远方生前多次给我讲过，他老家五河离泗县只有几十里路。你们两家有着五六代人的世交关系。抗战期间，他在新四军四师《拂晓报》供职时经常住在你家。你曾祖父作为国医大师，他与国共两党诸多著名抗日人士均相交甚笃，并义务为抗日志士看病治伤。你祖父兄弟计10人中就有6人毕业于黄埔军校，而且都战斗在抗日的战场上，为国家为民族流血流汗，有的还以身殉国。这是何等的骄傲！你作为其后人应深感自豪。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李公还强调地指出：“虽然你的先辈们当年大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的，但是他们都是一直坚持抗日到底的。这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

　　当我看了挂在墙上的石英钟时，我看采访时间已两个小时了。我正准备告辞时，李公忙着说：“不慌、不慌。你不是喜欢收藏字画吗！”说着，李公就指派秘书给我拿了一张“业精于勤”之墨宝，并一再要我共进午餐。

　　最后，在我向李公告辞时，李公一再指出：“你要充分利用你的先辈们的早年关系，尤其是你现在和诸多原国民党政要多有联系和交往，尽力为两岸早日统一多做点工作。这一点，你有优势，别人不可替代。”并吩咐秘书把我送到大门外。

　　另外，这里顺便地说一下，我祖父的黄埔学长、李大钊的侄子、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共和国交通部第一任党组书记、抗日名将、原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会长李运昌公，看在黄埔和抗日的情分上，他生前也与我多有交往，并给我作书留念。这乃是我与李葆华公交往另一原因所在。

　　但愿民族复兴时，家祭勿忘告乃翁！

　　作者：高云贵，安徽省泗县工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