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续三）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三）

　　记者：黄埔军校的内设机构有哪些？

　　陈宇：黄埔军校早期的组织机构编制，设总理、校长和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校本部之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1924年11月增设教育长和参谋处、军法处，合称6部2处。先后以胡谦、王柏龄、邓演达、何应钦、方鼎英等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钱大钧任参谋处处长。

　　1926年3月，为适应发展需要，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除政治部、教授部和训练部仍旧外，军医部改军医处，管理部改管理处，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译处、兵器研究处和高级班，合称5部5处1班。并设副校长，由李济深升任。增设的入伍生部，部长为方鼎英，下设步兵第1团、第2团、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军士教导队、学生军总队、教官、第1科、第2科、政治部等；增设的经理部，主任为俞飞鹏，下设财政、粮服、采办、营缮等科；增设的军械处，处长为戴仁，下设军械库、护车队、械务科、事务科等；增设的编辑处，处长为孔庆睿，下设印刷所；增设的高级班，下设军事科、各专科；增设的兵器研究处，下设化学科、机械科。学生则分为入伍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和军事教导队5大类。这些新设的部门和机构组织，在当时都是一般旧式军校机构所罕见的。

　　军校颁行的机构组织表明确规定，校总理是军校最高领导，统理一切。校长在校总理之下处理各项校务事宜。党代表作为国民党的代表，由校总理委任，对校长实行监督和指导一切，督使军校人员遵行革命政策。凡属军校文书、命令，没有党代表附署一律无效。教育长秉承校长、党代表之命，执行领导职权，管理日常校务。在校属各部中，以政治部、教授部和训练部最为重要。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活动和宣传活动；教授部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训练部掌管军事技术的术科训练。其余各部门也有相应的具体职责，以配合军校教学和作战等各项任务的顺利进行。 

　　黄埔军校建校以“三民主义”为军魂，很快就成为全国军事精英云集之地，尤其是校内机构组织以设党代表、政治部和教导团最为鲜亮突出，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黄埔军校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组织机构日渐健全和庞大。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一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四期学员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员所在的机构组织是黄埔军校的骨骼，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着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

　　机构规模日渐庞大的黄埔军校各级组织，从1924年夏到1927年春，为时不过3年，就进入全盛时期。据方鼎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概述》一文中的统计，到1927年3月，仅在本校直属的教官、学生、学员和战士就有2万余人（已毕业学生及分校师生尚不在内）。黄埔军校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大本营。1936年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3篇，对军校初创时期及中期的机构专门作了记载（《黄埔军校史料》，第97～10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1929年7月，军校采用委员制，同时改编机构：校长办公厅改为总办公厅；教授、训练两部改并为教育处；管理处改为总务处；军械处改为军械科；编译处改为编译科；政治训练处改隶校本部；经理、军医两处不变。后来的南京、成都时期军校机构组织虽然有所变动，但基本上维持了原有的大架构，仅是个别部门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增减和完善。

　　军校组织机构发展到成都时期，规格和规模都有所减小。校长、教育长负责制领导下的主要机构有5大处6大科：训导处、教育处、副官处、经理处、军医处；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兵科、通讯科，还有勤务团、黄埔日报社等。

　　综合各种资料，黄埔军校历史上的主要机构组织有以下8大组成部分：

　　（1）校本部

　　校本部是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军校初建时，校本部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校长蒋介石统领全校，校长办公室的中文秘书是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军校没有再设校总理；8月廖仲恺被刺后，由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挑选了很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了一批重要干部参加军校工作。校本部作为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人员逐渐增多，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员，校长办公室扩展为校本部办公厅，还有总务、人事、军法3科。秘书处附设电务室，总务处附设调查股。校本部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即交校本部办公厅和秘书处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６个部，不久就有较大的调整。除原来的政治、教授、教练3部不变外，增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法处、参谋处，改军医部为军医处、军需部为管理处，后又增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俱乐部、军械库、医院等。全校各种机构约40余个，组织逐渐完善，规模庞大。入校学习的学生、学员，也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军事教导队、无线电高级班等，各期情况有时也并不相同。

　　军校广州时期后期、南京时期前期，校本部通常下辖5部5处1班：教授部（教官科、图书室、模型室、学生队），训练部（学生队），政治部，经理部，入伍生部，管理处，军械处（军械库、护库队、械物科、事务科、修械工场），军医处，编辑处（印刷所），兵器研究处（化学科、机械科），高级班（军事科、各专科）。还有直属单位3科1处：总务科（含调查股）、人事科、军法科、秘书处（含电务室）。南京时期后期和成都时期，军校机构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些反复变化，总体上是合并和缩编减员，降低规格。

　　（2）训练部

　　训练部是黄埔军校机构中首屈一指的大部，人员众多。建校之初，组织机构教学分工：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两个部门分别称为教授部和教练部，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分管课堂，一个分管操场（户外训练和演习）。1925年1月30日，教授、教练二部合并为教育部，后又改称训练部。其后，两部反复分与合，并改名称，到成都后期时的名称为训导处和教育处。

　　军校初创时期的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诚、严重、陈继承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此外，还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仑将军等几十名苏联军官担任顾问或教员。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员的训练与管理。学科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政治等，学制为６个月。

　　广州时期后期、南京时期，训练部通常下辖：教官第1、第2科，各学生队、学员队。第1学生队：第1队（第1区队至第4区队），第2队（第5区队至第8区队），第3队（第9区队至第12区队），第4队（第13区队至第16区队）。第2学生队：第5队（第17区队至第20区队），第6队（第21区队至第24区队），第7队（第25区队至第28区队），第8队（第29区队至第32区队）。第3学生队：第9队（第33区队至第34区队），第10队（第35区队至第36区队）。第4学生队：第11队（第37区队至第38区队），第12队（第39区队至第40区队）。第5学生队：第13队（第41区队至第43区队），第14队（第44区队至第46区队），第15队（第47区队至第49区队）。第6学生队：第16队（第50区队至第51区队），第17队（第52区队至第53区队）。还有3个学员队（分为9个中队、18个区队），以2个区队为1个中队，3个中队为1个学员队。这个队别编制表，是黄埔同学常常津津乐道的“寻根”入校路线图。

　　成都时期，军校原训练部的职能由训导处、教育处承担，学生分属各总队，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区队，机构编制与前期学生队基本相同。

　　（3）政治部

　　政治部的职能是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主任承校长、党代表或副校长之命，教育长之指导，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指挥、监督，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政治部机关有秘书辅助主任及副主任，督促全部部务工作。黄埔军校在广州时期后期、南京时期，政治部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教官，总务科（财务股、事务股），宣传科（编纂股、发行股、指导股、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党务科（组织股、调查统计股）。在政治教官中，政治主任教官受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指挥，监督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政治教官辅助政治主任教官，分别担任政治课程教学。

　　黄埔军校初期，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申府）、鲁易等为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于树德、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李合林、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甘乃光、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总务3科。至1926年3月，政治部职员达70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余人。

　　军校政治部的职能在南京时期由政治训练处承担，在组织机构上已经不能单独立部。军校成都时期，有段时间政治部有过扩编，但很快又被弱化，政治教育内容并入训导处。

　　（4）经理部

　　军校初创时期的经理部机构比较单一，由军校筹备处经费组发展而来，最初甚至是由校党代表廖仲恺直接负责，再加数名筹集经费的会计、财务人员组成。军校广州后期的经理部较为完善，通常下辖：财政科（会计股、金柜股、审核股），粮服科（给养股、被服股、器具股），采办科（购置股、计核股），营缮科（计造股、电灯厂），另外直属第1、第2、第3经理事务所。军校历经广州、南京、成都各时期，其他机构部门反复改换“门庭”招牌，或合并或撤销，唯经理、军医两个部门仍独立存在，经理部由“部”改称“处”。

　　（5）入伍生部

　　军校广州后期、南京时期的入伍生部，通常下辖：步兵第1团（第1营第1连至第4连、第2营第5连至第8连、第3营第9连至第12连、机关枪连），步兵第2团（第1营第1连至第4连、第2营第5连至第8连、第3营第9连至第12连、机关枪连），骑兵营（第1连至第3连），炮兵营（第1连至第3连），工兵营（第1连至第3连），辎重营（第1连至第3连），军士教导队（第1大队第1中队至第3中队、第2大队第4中队至第6中队、第3大队第7中队至第9中队、特科大队），学生军总队（第1大队第1中队至第3中队、第2大队第4中队至第6中队、第3大队第7中队至第9中队、第4大队），教官，第1科（第1、第2、第3股），第2科（第1、第2、第3、第4股），政治部（宣传科、总务科、党务科、各团营队指导员）。这一体制编制，延续到成都时期，仅是学生军总队、各科室有所变动。

　　（6）管理处

　　军校各时期的管理处，一般下辖：特务营（第1至第13连、机关枪连），电话队，号兵教练所，军乐队，陆军监狱，消防队，马厩，第1科（庶务科含运输队等、会计股辖物品库、收发股），第2科（交通股、驻省办事处）。管理处还有一些下属单位，不同时期因教学任务需要而有增设和撤编。军校成都时期，改为管理科，直接隶属校本部办公厅。

　　（7）军医处

　　军校各时期的军医处，一般下辖：医务科（检诊股、综合股），卫生科（防疫股、材料股），陆军医院，疗养所，卫生队，医务所，脚气病院，诊察室。

　　（8）教导团

　　教导团是军校初创时的校属武装组织，这支新型的革命武装，属校部参谋处管理，归校本部直接指挥，称为校军。这支武装，一方面担负警卫军校的任务，服务于军校学员，配合训练；另一方面也用于作战。军校发展到后期，原教导团演化为勤务团。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创设两个教导团，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团团长王柏龄。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每连辖3个排，始创中国军队“三三制”。另每团有机枪连、特务连、侦探连、辎重队、卫生队。团部仿苏联红军建制设团长、党代表和参谋长。团、营、连均设党代表。团以下不设参谋长。指挥官与党代表分管所属部队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教导团发展很快，组建几个月后就扩大成为2个师，到1925年7月又扩编为1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军长，廖仲恺、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团的各级指挥官、党代表和班、排战斗骨干都由黄埔军校教官、学生队长和毕业生担任。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教导团的党代表和排、连、营长，在战斗中起先锋骨干作用。这支革命武装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和发展，为当年的国民革命军奠定了武力基础。

　　黄埔军校的内设机构，除本校以上8大部分之外，因军校日渐扩大，师生日众，还在各地增设分校。最初以校舍不足，在黄埔岛本校附近设平岗分校、蝴蝶岗分校，进而到广州市内设省分校。这时的分校纯属分开驻地、分区上课性质，没有专门机构，仍归本校直接管理。1925年校军举行东征，黄埔师生随军上课，正式首设分校于潮州，命名潮州分校。设分校长、党代表、教育长以及政治部、特别党部等机构。不久，又增设了南宁分校、武汉分校、长沙分校等。各分校均就地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其机构基本上是缩微本校。

　　记者：黄埔军校开设了哪些课程？师资都来自哪里？

　　陈宇：黄埔军校的课程，主要是军事课和政治课。在后期还有一些学习文化、外语和自然科学的课程。

　　军事课，军校初创时期主要是根据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在课程设置上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继则教以4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员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军校南京、成都时期的军事课，依据学制延长情况，延长了各学期的军事课时，一些原有的军事课程在时间上相对“放大”，并根据实战要求，增加了一些新的军事课内容。

　　政治课是当时黄埔军校有别于其他军校的显著特点。黄埔军校的政治课课程在广州、南京、成都三个时期各有不同，除三民主义等基础课程之外，多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进行教学。广州时期第1至第5期学员在军校中所接受的政治课，依照政治教育大纲具体实施。南京、成都时期各期学员由于在校时间不等、学制不同，所受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政治教育大纲在科目内容上前后也不相一致，后期较详实于前期。

　　军校办校初期，规定的政治课程有8门，详细科目依次是：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三民主义、国民党史。1925年，军校的政治课多达26门。1926年的政治教育大纲中，科目已多达40余种。后期科目虽然详细于前期，但内容基本上是大体一致的，是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军校广州时期的政治教育，在具体实施内容上主要有3个方面：三民主义教育，爱民教育，军纪军法教育和养成。南京时期的政治课增加了五权宪法、国内外时事报告，特别是突出增加了反共内容。到成都时期，又加授资本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本校光荣史等课程。

　　黄埔军校教官是以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而召集和聘请的，其来源多集中在国内外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成都时期，因开设“学庸课”（类似今日之国学，主要是儒家经典）、外语、自然科学等课程，特意从一些名牌大学招进一批教师或毕业生。

　　黄埔系有黄埔师系和黄埔生系之分，师系由在本校效力的教官、队官及校军中的一部分军官构成，生系由本校历届毕业生特别是早期毕业生构成。从黄埔师系来看，建校初的教官队伍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绝大部分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个比例甚至占整个教官队伍的80%；二是许多教官来自粤军，他们多毕业于云南、四川、湖南、浙江等地讲武堂。黄埔军校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号召，短期内罗致了大量人才到校任教任职。这些教职员人数前后有许多变化，资料统计，自1924年5月创校至1926年初，黄埔本校先后聘请教职员233人。在有资料可查的83人中，出身保定军校者60人，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12人，出身云南讲武堂者11人。由此可概略看出黄埔军校师资来源的分布。由此后的发展看，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多任军校中的高级职务；出身保定军校者，大部属校级军官；出身云南等地讲武堂者，多为尉级军官。

　　（1）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黄埔教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设立于东京，创办于1874年。从1898年创办第一期中国学生班开始到1931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有1638名中国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有部分毕业生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留日士官生在黄埔军校初期约占教官总数的7%，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或校军带兵官、学生队队官主要由留日士官生和保定生担任。相比较而言，留日士官生担任的职务比保定生略高，如留日士官生何应饮为军校战术总教官、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教导第2团团长；林振雄为军校管理部主任；钱大钧为军校参谋处长、代总教官、参谋长。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前身是日本振武学校学员，虽然没有在士官校入学，但也算是“士官候补生”。留日士官生出身的高级将领并曾任职或兼职黄埔教官的还有：阎锡山、程潜、钱大钧、汤恩伯、黄慕松、李铎、方鼎英、王俊、张翼鹏、张修敬、吴思豫、张春浦、林振雄、李明灏、张轸、李国良、唐星等。留日士官生中大部分人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反共最力者。当然也有例外，如留日士官第8期炮科生方鼎英，思想倾向共产党，他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军校教育长、代校长。

　　留日士官生在黄埔军校中颇受重用，除校长蒋介石也是留日生外，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中国自行创办的保定军校、陆军大学以及其他军校，所用的教程和课本是学日本改编的，聘任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官也是以日本军官为主。因此，黄埔军校的留日士官群体，始终是军事教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学科、术科教育以及实战训练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教官对教导行将投入战场的毕业生抗击日军，起着非同小可的“知彼知己”的作用。

　　（2）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黄埔教官

　　云南讲武堂，前身是清政府于1899年在昆明市中心翠湖西畔设立的陆军武备学堂。1909 年 9 月 26 日，云南讲武堂正式创立并开学。教官大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多为同盟会秘密会员。云南讲武堂与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并称清末三大军校，再加上黄埔军校，当时有中国四大军校之称。1935年9月，云南讲武堂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即黄埔昆明分校。从成立至改编26 年内，云南讲武堂共培养8313名毕业生。云南讲武堂设步、炮、骑、工4个兵科，学员、学生分甲、乙、 丙3个班。甲班和乙班学员主要训练现役军官，学制1年；丙班学生则在社会上招收，学制3年。仅从丙班就走出了 49 位将军与元帅。云南讲武堂的大部分毕业生充任滇军或其他部队各级军官，小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从事军事教育和训练。

　　云南讲武堂从1909年建立到1935年结束，共创办22期，26年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最著名的是朱德（第三期步兵科）和叶剑英（第十二期炮兵科）两位元帅。担任上将、中将或军长、省长级别的军政长官有40多人，著名的如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朱培德、杨杰、王钧、金汉鼎、唐淮源、范石生、胡瑛、孙渡、龙云、卢汉、盛世才、王右瑜、万梦麟、卢浚泉、陈奇涵、曾泽生等。担任少将和师长的更多。

　　黄埔军校初期，约有云南讲武堂学员50余人充任黄埔军校及分校教官、队官。云南讲武堂班底，几乎占了黄埔军校教官队伍的半壁江山。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左膀右臂分别是教务总长王柏龄，总教官何应钦；加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此3人皆进入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都是云南讲武堂教官出身。云南讲武堂的重要教官及一部分骨干成了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骨干和建设力量。云南讲武堂当时号称“步骑工炮”四大兵科的骨干，后来都进入了黄埔军校任教官，他们是王柏龄（讲武堂炮兵科长）、林振雄（讲武堂骑兵科长）、易崇兴（讲武堂工兵科长），刘跃扬（讲武堂步兵科长）。还有毕业生叶剑英成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曾泽生、卢浚泉、崔庸健等成为黄埔军校的区队长等教官。讲武堂第十二期步科毕业生、朝鲜人李范奭，也曾任黄埔教官，李后来成了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讲武堂第十六期炮科毕业生、朝鲜人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悌），也担任过黄埔教官，后曾任红军师长、军参谋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山西牺牲。

　　众多的云南讲武堂师生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和领导，对黄埔军校的兴旺发展，作用不可低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是云南讲武堂的重要教官李烈钧极力推荐的。护国三杰之一的蔡锷在云南任督军时，任讲武堂兼职教官，编撰了《曾胡治兵语录》作为云南讲武堂军事辅导教材。该书随着大批讲武堂人员进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教材，并深得蒋介石青睐，亲自增辑“治心”一章并加序，印发学习，人手一册。此书后来还被评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云南讲武堂可以说是黄埔军校的“摇篮”，对黄埔军校影响深远。

　　当时广东全省中共党员不过1万余人，其中800余人在黄埔军校，占了将近1/10，其中有8位红色教官与云南有关，而这8名教官中有7位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生严凤仪，后任黄埔军校上尉教官、学校教练部及学生第４队副队长，参与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海南、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各机关被破坏时被捕后遇害。第十五期工兵科毕业生曹万春，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黄埔军校成立时到校任教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教官，后奉命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在“五卅”惨案中牺牲。第十二期步兵科毕业生符昭谦，后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区队长、教导团连长、团参谋长，1949年任国民党军第3兵团副司令官时起义，后到解放军军事学院重新执教，转业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病逝于北京。

　　就总人数而论，黄埔军校教官以云南讲武堂出身者为多。据王柏龄回忆，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占60%，保定军校出身者占20%。因为级职愈低，人数愈多。以对军校初创时期在黄埔任教的74名教官为例，其军衔分布：中将1人，少将3人，上校3人，中校6人，少校7人，上尉11人，中尉24人，少尉10人，准尉1人，文职8人。说明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在黄埔军校初期多为尉官教职人员。

　　（3）毕业于保定军校的黄埔教官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于1912年10月至1923年8月在保定开办陆军军官学校，11年间，保定军校培养9期共6574名学生（其中步科生4017名，骑科生822人，炮科生887名，工科生418名，辎重科生376名）。地处南北两地的保定军校与黄埔军校，在政治倾向上本来完全不同，但因两校同属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之时恰逢黄埔军校开办之日，许多保定毕业生被聘请到黄埔军校任职。

　　有资料统计，从1924年至1949年，先后在黄埔军校校本部及各分校担任教官（队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师生，总计有860多人。其中，从1924年5月到1928年3月4年间的军校广州时期，仅在黄埔本校任教的保定生有178人。其数量远远超过到黄埔效力的其他军校的毕业生。其中，保定军校第一期生（含季方、王懋功两名第一期肄业生）19人；第二期生22人；第三期生46人；第四期生无；第五期生7人；第六期生39人；第七期生7人；第八期生23人；第九期生12人。在兵科构成上，178人中，有步兵科学生99人，工兵科学生19人，炮兵科学生28人，骑兵科学生15人，辎重兵科学生17人。如此师资结构，非常有利于黄埔军校军事学科设置及教学实施。这些毕业生除来自河北、山东等北方省份的10余人外，大多数都来自南方。其中以来自浙江、江苏、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者为多。这是因为黄埔军校地处广东，他们对南方生活较易适应，路途较近，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有较丰厚的新军土壤和革命传统。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人多为南方人，他们有意识的以乡缘、学缘、地缘为媒延聘人才，为校所用。

　　在黄埔军校中任教官的保定生，名声较大的有以下7人：陈诚，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上尉教育副官，后升至台湾中国国民党副总裁；顾祝同，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中校战术教官，后升至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陆军一级上将；陈继承，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中校战术教官，后升至首都卫戍总司令等军职；张治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后升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峙，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中校兵学教官，后升至徐州“剿总”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罗卓英，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入伍生团教育副官，后升任东南军政副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周至柔，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初任兵学教官，后升任空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空军一级上将。

　　保定毕业生在黄埔军校中多居于较重要地位。在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有邓演达和沈应时两人为保定生；在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有邓演达、严重、胡树森、简作桢4人为保定生；在首届军校特别区党部的5名执行委员中，有陈复、金佛庄2人为保定生；军校首期学生总队正副总队长均为保定生，分别为邓演达和严重。在黄埔第一期学生总队的4名队长中有3名是保定生，分别为金佛庄、吕梦熊、茅延桢。邓演达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军校教育长，严重后任教授部主任，顾祝同后任管理部主任。军校教导团成立时，这支国民革命军建军之始最早的部队，除由何应钦、王柏龄两名留日士官毕业生分任两个团的团长外，两团下属6个营的营长有5人为保定生。还有保定生陆福廷（第1期教官）、文素松（教授部教官）、王懋功（第三期总队长）、赵锦雯（管理处处长）、林鼎祺（教导第2团第2营营长）、金佛庄（教导第2团第3营营长）、刘秉粹（教导第1团参谋长）、沈应时（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除担任军事教官和学生队长外，一些保定生还担负了校本部及下属各部、办、处的重要职务。

　　在黄埔军校任教的保定生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比较进步。如季方、邓演达、严重、张治中、宋湘筹、侯连瀛、杨澍松等人。保定生中有数位中共早期著名军事干部，他们是：第六期步科毕业生徐坚，第八期步科毕业生金佛庄、郭俊、范荩，第九期步科毕业生章琰、茅延桢。他们或是在保定军校求学时入党，或是在黄埔任职前后入党，均先后牺牲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场上。

　　（4）毕业于陆军大学的黄埔教官

　　陆军大学创始于1906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移台湾止，办校历经43年，各期班科学员总计毕业生有5100余名。由于是高级军事学校，学员在之前已经受初、中级军校教育，因此陆大学员本身未能形成独立的军事派系，但是陆大学员有许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担当军事指挥主官或高级参谋重任。

　　黄埔军校成立后，陆续有陆军大学毕业生入黄埔任高级职官或教官。有资料统计，总计有492名陆军大学毕业生曾在黄埔军校任职，数量上仅次于保定军校生。陆大毕业生一直受到军事当局重用，主要原因是鉴于高级军校学历起点较高的缘故。陆军大学早期毕业生，后为陆大知名兵学教官的冯玉祥、张国元、唐灏青、梅铸、游凤池、谭家骏、戴锡龄等，都曾先后到黄埔军校任高级教官。担任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副主任、处长、步骑炮工辎交科长、总队附和高级教官以上职务者有296人。陆大生教官在黄埔军校中具有层次高、总量多、军事素养优等特点，成为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中层级较高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5）来自国共两党政治工作系统的黄埔教官

　　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教官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多为专职政工人员。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鲁易，秘书聂荣臻。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欧阳建修、张秋人、李合林，曾任组织科长的杨其纲，任宣传科长的安体诚，政治讲师于树德等。二是当时国民党党政要人兼任政治教官，如：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顾孟余、丁维芬，还有曾初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人。三是邀请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来军校作政治演讲。四是教导团连以上单位设立的党代表直接授课。由以上所列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明显的师资力量对比，也是军校政治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当时知名的黄埔政治教官，还有王启江、向理润、邝振翎、江雄风、余纪忠、张研田、李厚徵、柳克述、洪世泰、贺醒汉、倪文亚、高信、梁干乔、梁朝威、黄麟书、程天放等，著名的还有校歌撰词者陈祖康。黄埔军校一期生邓文仪、顾希平、萧赞育曾任不同时期的政治部（政治训练处）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也曾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兼政治教官。从各类教官的总量分析，政治教官所占比重很大，军校广州时期就有140多人，其中有5人是北伐时期的著名政治讲师。

　　（6）来自苏联的黄埔教官

　　黄埔军校在创建初期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他们对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影响深远而巨大。1923年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正式筹建军官学校时，孙中山指定廖仲恺和总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1924年1月，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苏联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筹备工作。军校初创时期有名可查的苏联顾问有40余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官。此后，苏联政府多批次派遣军事顾问到黄埔军校参加教学工作。著名和知名的教官有：加伦（即瓦·康·布留尔）、蔡尔帕诺夫、喀拉觉夫、白礼别列夫、嘉列里、瓦林、尼·捷列沙托夫、梁道夫、丘别耶夫、罗戈夫、弗·波里亚克、雅                       格尔曼、亚科夫列夫、罗加乔夫、别夏斯特诺夫、吉列夫、波洛、格米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米伊利克、斯米诺夫、李糜、季山嘉、沙菲等。军校广州时期，苏联军事代表团在华文武官员有1000多人，在校执教的苏联教官及职员约在300人左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反共、排苏，苏联教官被撤回国。

　　苏联教官大多数都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有的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多年。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许多人还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这些杰出的教官提供建议和协助训练，为黄埔师生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传统，同时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

　　（7）来自各地讲武堂、专科军事学校、高等院校的黄埔教官

　　军校教官来源，除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外，还有其他地区的讲武堂、专科军事学校、各部队以及国内外大学等高等院校。

　　1928年“东北易帜”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黄埔军校的教官还有来自东北讲武堂的50余名教官和毕业生，如张学良、张廉春、李铁醒等。有来自国内其他专科军事学校毕业的320多人构成的教官队伍，具有来源广泛、门类齐全、黄埔派生等特点，如步骑炮工辎交、要塞炮兵、战车、陆地测量、机械化、防空、航空、情报、警官、政治、军需、军医、兽医学校等。著名人物如四川军校的刘湘、广西陆小的李宗仁、浙江讲武堂的蒋鼎文、军需军校的俞飞鹏等。还有部分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的黄埔教官约40人，留学外国高等院校、名牌大学的黄埔教官约有260余人。

　　1930年起在黄埔军校开设“自然科学学科”课程，部分著名大学毕业的有关专家，担任了相关学科的专科教官。开设了数学、物理、电工常识、地理、密码通讯、防毒化学、航空、机械常识、有线电通信等课程。军校迁移南京办学后，外国语教育也纳入教学计划，聘任了一批留学外国大学的专家担任起外语专科教官。还有著名医生陈魏、卢致德、欧阳慧聪、韩云峰曾出任军校军医处处长。

　　另外，从人文地理看，有资料统计，以军校初创时期在黄埔任教的74名教官为例，以籍贯分：广东23人，浙江15人，江苏11人，安徽、湖北、直隶各4人，云南、湖南、江西各3人，广西2人，四川、陕西各1人。在关内18省中，仅福建、河南、山东、山西、甘肃5省没有人在军校任教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拥有黄埔军校教官数量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广东、湖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湖北等省。从上述黄埔教官来源于各省份的分布情况看，基本反映出了清末民国时期人文军事成长之大势与轨迹。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在军事学科、术科特别是政治科方面的教官比例，有了新的变化。重大变化之一是前期原具有“红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教官，在黄埔军校中不复存在。黄埔军校通过历年自身培养的学生，成长壮大为黄埔教官群体的主体部分，占有85%的绝对优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仍明显高于其他军校；陆军大学生充任教官的数量与比例次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再次之，留学外国陆军大学生、云南讲武堂生、东北讲武堂生以及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则处于第三群体。

　　至抗战结束时，黄埔军校教官的“拼盘”更大。除以上黄埔教官主体部分外，还有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国军事院校的毕业生50余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120余人，回国担任黄埔军校军事和自然科学学科教官。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生及专科院校毕业生也大批进入黄埔军校任教，这类教官以社会科学方面的人员为主，担任政治教官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近200人，占教官总数的36%。他们的受教育学校囊括了国内所有著名、知名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有27人，中央大学有24人，中山大学有21人，其他各校人数各在10多人以上。在这类高等院校生教官群体当中，有许多著名和知名的各学界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