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续六）

　　记者：黄埔军校内部成立过什么组织，开展过哪些活动？

　　陈宇：黄埔军校在建校初期，主要分别成立有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前者是公开选举的，后者则是半公开、秘密的。以这两个党组织为依托，还成立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以及后来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

　　（1）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

　　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中国国民党中央规定凡黄埔学生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国民党在黄埔军校里设有基层组织，连以上设党部，班组设党小组。

　　1924年7月6日，军校举行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第1届执委会、监委会选举，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蒋介石兼任监察委员，国民党黄埔特别区党部正式成立，直属于中央党部。

　　9月3日，军校委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其组织形式和训练方法均采用苏联红军制度，强调政治领导，团、营、连各级部队均设党代表，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领导权力。军校教导团按照现代军事理论配置管理，其团部直属部队有特务连、侦察队、重机枪连、炮兵连、通讯连、卫生队等，营连分别设党代表和军事长官副职。黄埔军校作为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设党代表制度。

　　校党代表廖仲恺等对于军校及军队之党代表职权，确定下列两项原则：第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是。第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附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亦无效。这样，黄埔军校上有党代表，下有各级党部，后建立的军校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党代表，使军校具有强烈的“党化”色彩。军校政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在《黄埔潮》第35期发表的《党纪与军纪》一文中指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可看作是共产党人“党指挥枪”思想的最早表述。由此也可见，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等原则，渊源即在黄埔军校。

　　1925年1月14日，选举第2届特别区党部，蒋介石、吴明、陈作为、罗振声、周逸群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王柏苍、成恭寅、黄锦辉3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9月，特别区党部改为特别党部，增补邵力子、王柏龄为执委，蒋介石、严重为监委。9月13日，选举第3届特别区党部，邵力子、王柏龄、袁同畴、余翰邦、焦启铠当选为执行委员，李秉中、吴淡人、张辅邦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严重当选为监察委员，张元祜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1926年5月22日，选举第4届特别党部，张治中、袁同畴、蒋先云、贾伯涛、范荩、杜心树、陈超、贾声、霍焜当选为执行委员，李尚廉、李园、张与仁、王庭汉、白鑫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严重、方鼎英、熊雄为监察委员，孔庆睿为候补监察委员。

　　在以上4届特别党部的选举中，第1届共产党员占60％，第2届占75％，第3届占20%，第4届占18％。主持各届党部日常工作的，多数也是共产党员。

　　1927年3月，特别党部再次改选，时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改选后的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中仍有许多共产党员。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孔韦虎、陈良、甘竹溪、李诚、邹今海、曾武烈、韦凤嘴、胡启图、陈葆华当选为执行委员，李永光、尹沛霖、周促英、廖朴、杨若涛、陈建文、邱陵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方鼎英、熊雄、吴思豫、谭其镜、何焜当选为监察委员，游于艺、胡彬文、金孟坚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3月4日《黄埔日刊》）。

　　（2）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为响应国共两党的革命号召，献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才投奔黄埔的。

　　早在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1921年，促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的会谈，建议创立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革命军校。1923年，帮助“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以俄为师，学习创办军校的经验。1924年，帮助“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收学生，等等。特别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参加大会的代表无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受委托回到各地，为军校挑选和招收学生。大会代表毛泽东和于右任等人，就分别在上海与西安负责学生的接待、复试和保选工作。以黄埔第一期生为例，共产党人阎揆要（奎耀）和国民党人胡宗南等，是于右任介绍与保送来的。共产党人赵自选和国民党人郭一予等，是经共产党人何叔衡初试录取后，又转介绍到上海交由毛泽东接收复试和转送广州的。国民党人邓文仪也承认他是“共产党人鲁易介绍来校的”，还有黄埔第一期的共产党人蒋先云原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支部书记，黄埔第二期的共产党人胡秉铎，原是北京朝阳大学学生。他们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献身革命斗争，也来校报考。蒋先云和胡秉铎以优异成绩而先后榜列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第1名，首露头角，成为军校学生的政治斗争领导骨干。史实表明，由于早年国共两党的无私合作，不分政治党派互相推荐学生，以及共产党优秀青年当先报考，带动了全国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投奔黄埔而来。黄埔革命青年由此得以接受革命的军事与政治教育，从而为国共合作培养武装革命骨干首开思想政治工作记录，为黄埔共产党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览历史资料看，黄埔军校内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有：（1）共产党组织的指派。早在1924年3月、4月的军校筹备时期，广州共青团组织就筹划派出革命青年来校报考，以“预备将来于军人运动”，中共中央继后于1925年和1926年先后发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来校报考，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推动了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纷纷来校就学或任教。（2）共青团员“升党”。由于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教育抓得很紧，使团员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他们到校后，都纷纷要求转为共产党员，称为“升党”。如黄埔第二期学生王一飞、第四期学生文强等，都是团员经过“升党”仪式转为共产党员。（3）革命师生入党。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影响下，军校师生向往共产主义的日益增多，有的师生原先参加国民党的，也转而要求秘密参加共产党。如黄埔第一期学生左权是在军校由陈赓介绍入党的。侯镜如原是国民党员，也由周恩来和郭俊2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政治工作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政治工作的先驱作用不可低估。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组织是秘密组织，开始叫黄埔直属支部，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直接指导。1924年夏，成立第1届特别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蒋先云，宣传干事王逸常，组织干事杨其纲，候补干事许继慎、陈赓。1925年春，支部进行改组，杨其纲任书记，周逸群任宣传干事，余洒度任组织干事，王逸常任候补干事。9月，黄埔军校成立中共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聂荣臻负责。党团领导小组下设有支部或小组。

　　军校共产党员的人数，限于当年处在秘密状态尚未发现完整的统计。但从不同时期的党员人数看，是以倍数速度迅猛增长的。早在军校仅有600多名学生时，据周恩来说：“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这是最早进入学校的红色种子，是黄埔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做政治工作的最早群众基础。到了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时期，据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李奇说：“有3个队长，7个区队长，学生100多人，政治工作员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合计约有120多人，这比军校早期的党团员50多人增加了一倍，按比例占学生六分之一。再以军校“四·一八”反共惨案发生时的党员人数看，据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军校“被捕的共产分子为400余人”。而毕业离校和免遭被捕的共产党员尚不在内。仅就这个数字来看，比军校早期的党员人数已增加了约7倍之多。还应指出，当年校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摸查是毫不放松的。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同学名册中陈赓的名下写上“此人CP，不能带兵”几个字。1926年，蒋介石经调查统计后，曾对师生们说：“在1万名黄埔师生中，约有CP2000人。”折算比例应占学生五分之一。可见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数量确实可观，他们分散于军校及军队中，既善于军事，更长于政治工作，为军校赢得了“国民革命中心”的崇高称号，领受了“东方红军”的赞誉。因此，在当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军阀和革命阵营内的右派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十分惧怕，惊呼：“黄埔赤化了！”“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可见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重大影响。

　　黄埔军校中的中共组织，一面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培养、吸收和发展共产党员。建校之初，中国共产党派遣50多名党员入黄埔军校，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20，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军校工作的积极支持与合作。从1925年末到1927年初，经黄埔军校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近4000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影响之大和对发展组织的重视与努力。共产党员在团结革命师生，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对黄埔军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和“黄埔同学会”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发展，影响的迅速扩大，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明显复杂，反映在军校内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军校内部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上。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前身，是1924年8、9月间成立的以团结青年军人、挽救时局为宗旨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是针对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由黄埔一期“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提出来的。1925年1月23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宣告“青军会”正式成立。“青军会”的宗旨，是以团结广大革命军人，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巩固革命统一战线，配合军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革命活动。“青军会”是在周恩来指导下，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核心，组成的革命群众组织。黄埔军校有8名学生当选为“青军会”干部，其中李之龙、蒋先云、王一飞等6人是共产党员。当时“青军会”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常务委员蒋先云。他们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在打击陈炯明的斗争中，“青军会”得到广大青年军人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参加者甚众，迅速发展壮大，成立1年多时间，会员发展了2万余人，还把教职员中的左派和共产党员金佛庄、郭俊、茅延桢、鲁易等人发展成了会员。

　　由于共产党员在“青军会”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蒋介石有了危机感。黄埔军校中的右派分子，慑于“青军会”的声威，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在“青军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是极为不满，于是开始筹备一个与“青军会”分庭抗礼的右派组织。在蒋介石的指使与支持下，于4月间由王柏龄、冷欣、贺衷寒、杨引之等人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社”，当时社员只有30多人。12月底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发展至400人。1926年2月，正式选举出领导机构，冷欣、杨引之、陈诚等9人为执行委员，贺衷寒等5人为候补执委，王柏龄为其后台，在幕后操纵指挥。后发展会员5000多人，教职员中的右派何应钦、林振雄、张叔同等人也成了会员。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一个右派组织，是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人，夺取黄埔军校、第一军乃至整个国民革命军党权军权的先锋和工具。它的成立，形成以“青军会”为一方，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一方，围绕着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三大政策等问题，开展了争论。

　　两个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阵营。两个组织的学生不时争吵摩擦，甚至恶语相向。在那时的黄埔军校，如果看到两伙学生吵架斗嘴的场面，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两会”的人又碰到一起了。后来发展到整天剑拔弩张，甚至动刀动枪，轰动黄埔军校的枪击事件就在这时发生了。

　　1925年7月的一天，军校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李汉藩手持一张清单，奉命到军校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一名办公室人员看过后，把清单送到军校管理处长、孙文主义学会执委会成员林振雄面前，请他过目。因“信仰”的不同，林振雄和李汉藩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气恼之中，林振雄突然拔出随身佩带的手枪，对着李汉藩就是一枪。李汉藩身子一侧，躲过了子弹。待林振雄举枪再要射击时，办公室里其他人员从后面一把抱住林振雄持枪的右手，第二颗子弹才没有打出去。枪声惊动了整个黄埔军校。周逸群、杨其纲、许继慎等10余名共产党员以最快速度冲进管理处办公室，合力把林振雄按倒在地，果断下了他的枪，愤怒地找来一条长麻绳，将林振雄双手捆住，径往军校禁闭室里推去。黄埔军校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都紧急出动了，双方都拿出了武器，青军会方面派出一部分人去把守军校禁闭室，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们则集合在一处，双方的火并一触即发。

　　这时，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校领导正好都不在校内，总值日官张治中火速集中军校各部主任、学生队长开会，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广州的廖仲恺，闻讯匆匆赶回后，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作出了对林振雄、李汉藩二人的处理决定：林振雄身为官长，公然开枪行凶，虽未造成事实，但性质特别严重，给予撤销管理处长职务交军法处查办之处分；李汉藩与林振雄发生斗殴，并在遭受枪击后，恃众擅将林振雄绑入禁闭室关押，亦属藐视法律，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廖仲恺对林、李二人的处理是非清楚，轻重有别，令全校师生心服口服，事情很快平息下来。但军校中的国共两党组织成员的斗争，并未减弱。

　　校长蒋介石表面上对“两会”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实际上对“青军会”怀恨在心。直到黄埔系统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结果一出来，蒋介石大吃一惊，当选的几乎全是“青军会”的共产党员，而孙文学会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除早已任黄埔军校校长外，先后任广州卫戍司令、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的羽翼渐丰，开始准备了结军校内的党争问题。12月，蒋介石在第一军政治部各级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调和本校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均得公开”。这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控制。会后，蒋介石要周恩来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字都告诉他，遭到拒绝。

　　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为了争夺黄埔军校的生源，中共中央在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62号通告，对各级党组织发出号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投考者须一律携带民校介绍证书。本校及少校同学均须由各地委直接另给介绍书于本校广东区委。”下面的署名为“钟英白”，即“中央”的谐音“告白”，文中也使用了代号，“本校”指“共产党”，“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国民党”。从这份文告中，已经显露出国共两党相争于黄埔军校的激烈程度，党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在黄埔军校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步伐，使党争更加公开化。“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盗窃共产党人的文件，不断制造殴打和枪击“青军会”会员事件。1926年4月7日，蒋介石以“两会”组织破坏了黄埔的统一，“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为借口，下达了“一律自行取消”的校令。4月15日，“青军会”被迫发表通电，宣布自行解散。21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发表了解散宣言。但双方的斗争反而更加扩大。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党内无党、校内无派”。6月，蒋介石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要共产党员学生向连长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把持会务，秘密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排挤“黄埔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军校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更加激化，并逐渐扩大到所属各分校和东南各省中去。黄埔军校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行为。可是，蒋介石却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蒋介石相继发出《饬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中共在黄埔军校有组织的活动被迫全部停止。7月27日， 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出通令，“严防共党分子”。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党人的合作，完全瓦解。国共两党分裂后，原武汉分校彻底解散，白色恐怖也笼罩着黄埔军校广州、南京校本部，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3月这段时间内，在广州、南京黄埔军校师生中均不存在中共的组织和活动。

　　（4）南京时期军校内的中共党组织

　　1928年3月6日，替代并承袭黄埔军事教育工作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本部小营举行开学典礼，也即所招收第6期学生的开学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主持大会，军校教员、职员、学生、军官团官兵等到会。蒋介石训话强调所谓“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纪律”，特别指出“凡是反对党的人，无论是军官，是学生，都可以反对他。即使本总司令不要党，请各位就反对我，就杀我”。重点强调国民党一党意识，意图是要把军校学生培养成完全忠于国民党一党的军人。

　　在南京时期第六期交通兵大队经考试录取的新生中，有来自各地的中共党员。其中有来自杭州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的共产党员甘棠（甘让）、楼广文、阮大郧、张渠、罗积穗、曹振铎，有来自广州、湖南、湖北、浙江各地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奈西、梁绍之、丘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李世昌等，他们分别编列在第一、第二、第三队的无线电、有线电、汽车和铁道等科。这些共产党员相互之间原来并非都相识，在甘棠和李奈西等人暗中串连下，大家取得了联系，在未能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头的情况下，暗中组织起来，办了“读书会”。并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交通技术学校被撤并时，发动了拥李（李范一校长）反何（何应钦）等群众运动，在同学中初步树立了威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第六期同学毕业前夕，李奈西、丘登明、梁绍之向党组织建议把本大队第一中队无线电系王铮（原名吴人鉴）等同学作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王铮毕业后不久，投身革命阵营参加红军，为红军创立了无线电通讯系统，后任职中共中央军委通讯部部长等，授衔中将。

　　1928年9月上旬，杭州第二十六军官团特科同学全部并入南京军校第六期，其中有11名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列在炮兵、工兵两个大队。9月下旬，南京军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召开秘密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军校内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并按各兵科驻地分散的特点，分设了三十四标工兵支部和交通、通讯支部。此后，随着步兵第三、第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的编成，又增设小营和国府后街（今长江后街）两个支部。中共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郧5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总支书记、甘棠任副书记。至此，南京黄埔军校内有了完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军校党总支最初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到1929年初，改由中共南京市委就近领导，时南京市委书记是游无魂，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具体负责领导南京军校党组织。10月初，南京军校中共特别总支部编印地下刊物《秋风》印行。军校总支成立后，根据军校的特殊条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平时活动的范围，不出建制的中队。每次活动的时间，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白天。活动内容以加强学习和发展组织为主，听取上级党组织的报告，传阅秘密文件，推动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书刊，宣扬革命，激励黄埔同学的革命情绪，使一度压抑沉闷的军校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9年4月中旬，南京军校中共特别总支部在中华门外山坡草坪（今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附近）召开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共地下党员共有108人。校总支建立后，党组织的发展主要有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新党员从清一色第六期同学扩大到第三、四、五各期的黄埔毕业生。在这次沐浴着春风的野外会议上，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高兴地拍着曹聚义的肩膀兴奋地说这是“一百单八将”大聚会，媲之谓历史上的梁山好汉聚义。这次大聚会，实际上也暴露了军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引起了国民党警方、校方的警觉。5月中下旬，军校中共地下党员18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即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之为“十八罗汉”的大案。在被捕的黄埔同学中，除了少数叛变自首外，大多数同学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气节。很多同学刑满出狱后仍然积极找党，再次加入中共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自1928年秋成立到1929年夏组织被破坏前后仅10个月时间，但在中共党史和黄埔校史上有其特殊意义。这是黄埔校史上唯一全部由黄埔同学组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之完整、人数之多为黄埔校史上所罕见。

　　黄埔军校在成都时期，主要时值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并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严格控制，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中没有建立独立的地下组织和活动。后有个别中共党员考入军校或在军校中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是在临近成都解放的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时期，但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

　　记者：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的任职情况如何，发挥了哪些作用？

　　陈宇：蒋介石国民党派系赖以统治中国几十年的“黄埔系”曾在此崛起，同时，在这里也曾汇聚过众多出类拔萃的中国共产党人。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基点和源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祥地，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可谓是“堂堂之阵，猎猎之旗”。

　　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他们承担负责组织了军校政治教育课，并开展得相当成功出色。在短暂的3年中，仅黄埔本校，就有5位中国共产党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专职分工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军校政治教育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其中以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为主。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政治课目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等26门课。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专职政治教官大部分是法、苏、德、日的留学生。他们博学多才、风华正茂，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曾获得博士学位，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的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理论家。如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李合林、阳翰笙等。此外，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家、活动家都曾来此演讲授课。诸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罗绮园、李求实、吴玉章等。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军校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共产党员所占师生比例从刚建校时的十分之一，到3年后“军校分共”时已经发展到五分之一，在武汉分校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黄埔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区党委为适应军校复杂的环境而秘密建立的，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军委书记、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负责。其主要领导人，在3年时间内曾连任或首任20余人。其中担任军校领导和教官的有8人。随着共产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中共党组织在校中的领导机构也随着扩大并健全。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黄埔党团三个发展阶段。上级党组织派出了特派员常驻军校，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秘密协助党团书记开展工作。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校中开展了卓越的斗争。在组织上有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用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做准备工作”。有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全国曾拥有2万多会员。在宣传上有“血花剧社”及多种革命刊物，其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如《士兵之友》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铎，《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等。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策略地顽强地坚持了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作出了贡献。“到黄埔去”的口号在当时风靡全国。

　　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任职最多的阶段应是武汉分校时期。1927年1月19日，武汉黄埔军校政治科正式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兼任校长，邓演达任代校长，张治中任教导长兼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学生总队长，共产党人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邓演达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北伐之前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进军武汉时是攻城司令，所以邓演达在黄埔学生和北伐军中威望很高。邓演达、张治中因兼职多，不能常到分校来，恽代英便成为武汉分校的中坚人物，他召集和委任一大批共产党人到军校任职。如徐象谦（向前）为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沈雁冰为政治教官。聘请担任讲演的教官主要有：邓演达、铁罗尼、李汉俊、董孚光、吴企云、李达、章伯钧、包惠僧、周佛海、毛泽东、恽代英、李合林、郭冠杰、朱代杰。担任特别讲演的嘉宾主要有：鲍罗廷、徐季龙、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詹大悲、唐孟潇、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武汉分校学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1200多人；二是新招来的第六期政治讲习班1200余人，其中有首批女生队；三是学兵团有1300多人。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奉命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武汉分校学习。武汉分校的共产党组织，先后由恽代英、陈毅负主要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殊勋，黄埔军校也馈赠予中国共产党丰厚的回报。有资料统计，黄埔一期时，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有103人，其中学生88人，教职员15人。以后各期，共产党员师生人数又有增加。这批共产党员，在当时即是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炼，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有资料统计，参加南昌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456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生有114名，占总数25%；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172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生有21名，占总数12%；参加广州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306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生有70名，占总数24%；累计三大起义参加者有934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生有205名，占总数22%。战争年代，从黄埔军校涌现出众多党的忠诚将士。如广州起义中坚持街垒战斗3昼夜，最后壮烈牺牲又被敌人剥光衣裤，用鲜血在她们身上写上了“女共产党员”几个大字“示众”的第五期黄埔生游曦、邱继文、李蕴瑞、邓苏等女烈士。有血洒井冈山的红军高级将领卢德铭、王尔琢等烈士。有宁死不屈、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而从容走向刑场的赵一曼、恽代英等烈士。有对党忠心耿耿、含冤死于“左” 倾路线枪口下的许继慎、曾中生等烈士。有至今仍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左权县”、“志丹县”、“尚志县”等烈士。

　　黄埔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占有很大比例。（1）红一方面军及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黄埔军校教职员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第一期毕业生左权、刘畴西、陈赓、周士第、李隆光（谦）、蔡升熙、何章杰、冯达飞、梁锡祜、贺声洋、彭干臣；第二期毕业生宛旦平、罗英、张源健、程俊魁；第三期毕业生朱云卿、唐绍尧；第四期毕业生林彪、萧克、伍中豪、吴溉之、李萼、林野、范树德、洪水、唐天际、袁国平、郭子明、郭化若、曾希圣、张震球；第五期毕业生宋时轮、杨至成、谭希林。（2）红二方面军及湘鄂西、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毕业生黄鳌、董朗、史书元、孙一中（德清）、周士第；第二期毕业生方汝舟（济川）、谭侃；第四期毕业生汤慕禹、段德昌、萧克、曾中生；第五期毕业生许光达。（3）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陕边区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蔡升熙、许继慎、吴展、陈赓、金仁先、王逸常；第四期毕业生倪志亮、曹广化。（4）陕北、陕甘边地红军及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毕业生唐澍、阎揆要、王泰吉；第四期毕业生刘志丹。（5）广东东江红十一军及根据地、琼崖红军及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毕业生董朗、吴展、袁仲贤、梁锡祜、黄雍、刘立道；第三期毕业生陈悦民、陈永芹。应运而生的黄埔军校教职官佐及前5期毕业生，成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批拓荒者和开创者，成为人民军队早期武装力量的开拓者、创建者和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埔军校一代精英更是熠熠生辉。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出自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就有元帅2人，大将3人，上将8人，中将9人。有10多位黄埔军校生出任省长以上高级职务；有通晓5国语言的驻外大使；有当年在军校任《黄埔日刊》的编辑，新中国建立后又任《解放军报》编辑的黄埔第4期生，等等。由于国共两党分裂后，黄埔军校成为国民党的军校，绝大多数黄埔出身的共产党将领都毕业于前5期，如此密集程度，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都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