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读书推动革命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出洋哥哥的资助下，他进入香港拔萃书室（中学）和西医书院（大学）读书，学习勤奋，博览中外书籍，尤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传记。在学校宿舍，他的床铺帐顶上总是挂着中国与世界地图，每夜对着地图沉思，同学们都叫他“通天晓”。1892年，这位热血青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一度行医济世，但目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放下听诊器，开始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生涯。 　　孙中山曾自述自己一生嗜好：“除革命而外，唯有读书而已。”为革命而读书，以读书求知推动革命，二者相互促进，伴其终生。孙中山为组织发动革命，常年奔波于海内外。他自述“藏于行箧而刻刻不离者，非手枪炸弹，而为爱读之书籍。旅行时他物均可不带，独书籍不肯忘”。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随身带了六只皮箱，日本刑警以为孙中山一定带了很多钱。过了一段时间，孙中山打开皮箱晒东西，刑警惊愕地发现皮箱内全都是书，于是向上级报告说：孙中山的六只皮箱里装的不是银元、美钞，而是书籍。 

　　孙中山善于利用革命低潮时的闲暇时间读书，武装自己。1896年，他在伦敦蒙难脱险后，每天都到英国伦敦图书馆潜心读书，广泛涉猎，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及自然科学等。一边读书，一边研究探索救国的真理。他要求革命同志有暇“当从事于译书、读书或从事于实地考察”。在伦敦读书期间，孙中山还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 

　　一次，孙中山从《易经》中读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感到“革命”二字意义甚佳，由此改“会党”为“革命党”，改“起事”为“革命”。1905年，孙中山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他研读与借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薪俸大多用于购书。他曾回忆说：“至于读过之书，无法尽记，惟在革命失败时，每年书费至少四五千元，若从事革命时，所费较少，只二三干元罢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权，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组织了反袁斗争，领导了护法运动，但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而遭到失败。正当孙中山苦闷彷徨的时候，他读到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适乎世界之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孙中山十分重视让子女多读书，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曾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书籍，都是英美著名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文学期间，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方法，在大学头两年要广泛阅读，不要单看文学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他不时地从各地为孙科寄去中国的线装书与英文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及《莎土比亚全集》等。 

　　孙中山对书的真伪有极强的鉴别力。1918年前后，美国流传着一本英文版《李鸿章日记》，曾轰动一时。孙中山发现孙科也在读这本书，便翻了翻，告诉他：“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原来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孙中山说他“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中山重视把书本与实际、知与行、读书著述与革命结合起来。为统一人们思想，唤起民众觉悟，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一度闭门著书立说，总结革命历程，撰写《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说。在孙中山看来，“知”指科学的真知、正确的革命理论等；“行”指人们日常的活动、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孙中山从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出发，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三个重要命题，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构造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认识论，大大超越了古人。接着，孙中山又写成了《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和三个巨大海港等，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所设想的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又称为孙文学说，曾被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之一。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讨论国事，不幸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