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 不朽中山：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辛亥革命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当我们深刻感受1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当我们亲眼目睹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的领导者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伟人之一孙中山。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记者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有关话题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周铁农。

　　记者：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他摈弃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孙中山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

　　周铁农：当我们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就会看到，反清革命是必然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70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倍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仅仅会党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在中国建起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产生了第一批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可悲的是，“天朝上国”惨败给一向臣服自己的东邻岛国，竟然丝毫没有影响慈禧太后的心情，甲午年她的60寿辰庆典整整耗去7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被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不但不能推进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而且难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而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民众的爱国行动却一味严厉地镇压。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任何希望了。

　　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必然。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但他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只是随便地说了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然而，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通过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举动，孙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选择了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途径后，孙中山冒着杀头、甚至被灭族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他毅然剪除了发辫，改穿西装，显示出彻底与清政府决裂、革命到底的决心；在伦敦蒙难十余天，差点被押回国处死，他顽强抗争，毫不退缩；革命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他“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气馁，甚至亲自上场杀敌；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动摇、分裂，他始终高举革命大旗，义无反顾，引领同志们继续前行。孙中山的胸中始终饱含着爱国热情，正是这股热情，成为他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

　　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在伦敦刚刚获救，孙中山就如饥似渴地到大英博物馆等处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政治制度。由此，孙中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看到了日益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并与各国革命党人进行探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为免重蹈西方覆辙，防患于未然，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建设道路应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害”，于是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作为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当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拯救共和。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孙中山就力求和平。但是，在和平和建设的阻碍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坚定地起来革命，开辟通向和平与建设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