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先行台湾记者首次赴大陆采访

　　1987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出现重大突破：解除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并传出可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的新闻界对此反应最为敏感，各个报社都在四处打探，希望能提早获得一点消息。

　　创立于1947年、具有很浓地方特色的《自立晚报》，是台湾颇有影响的第三大报。老板吴丰山40多岁，一向敢做敢为、处事果断。此时，他有一种预感：两岸关系僵持了这么多年，早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于是，他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冒险的计划：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决心下定后，吴社长亲自挑选了两名“资深”当家记者，准备经香港由广州入境；但护照迟迟办不下来。与此同时，台湾别的报社也在紧锣密鼓筹谋此事。不能再等，吴丰山决定重新派人。这次选定的是两位年轻记者：一位叫李永得，男，34岁，生于高雄美浓，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另一位叫徐璐，女，31岁，祖籍上海，生于基隆，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李永得做事较为稳重，处理问题较有心计；而徐璐的头脑比较灵活，平时一向思维敏捷、敢说敢做，他们俩配合，会十分默契。李永得、徐璐被秘密叫到吴丰山的办公室。当吴丰山把赴大陆采访的任务告诉他们时，两人都感到此次采访任务的分量，既紧张又兴奋。吴丰山决定：这次不从广州入境了，那样太冒险；而是改从日本东京转道，争取一举成功。

　　李永得、徐璐首赴大陆采访，轰动台湾

　　9月11日，吴老板亲自把两名记者送到桃园机场，看到飞机缓缓升上天空，吴丰山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陈国祥：“已顺利登机，请照预定计划换版发稿。”下午2时30分，以《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为头条新闻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

　　整个台湾轰动了，人人都在议论着这一特大新闻。台湾新闻界对《自立晚报》的“抢跑”反应是既羡慕又嫉妒；一边为之喝彩，同时也暗暗替他们捏一把汗。

　　面对这一意外状况，台湾当局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台湾警总出入境管理局”、“新闻局”等部门大为恼怒，“这岂不是违反了‘国安法’吗？”他们通知报社，要求马上把两名记者召回。当局一位高级官员称，如果报社一意孤行，将会受到惩罚。

　　然而，吴丰山的态度也非常坚定：“我决不会把我的记者召回来。”

　　李永得、徐璐仍按原计划进行。当天傍晚5点15分，他们到达日本成田机场。一出机场，他们立即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38年来，中国驻日使馆这扇大门还从来没有被来自台湾的、要求采访的记者叩开过。所以，大使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惊奇。

　　首次接待台湾记者李永得、徐璐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二等秘书马连印。当他明白了两位记者的意图之后，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这是第一个正式以台湾记者身份向大陆提出入境采访的申请案例。马连印说：“如果你们以探亲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们。”但是，两位记者坚持要在《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马连印说：“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要研究才能作决定。”

　　李永得、徐璐住进了日本东京一家普通旅馆。经过32个小时的等待，9月13日上午9点，马连印通知两位记者到大使馆。一见面，马连印问：“你们的计划是否改变？”得到肯定答复后，马连印说：“你们的事已获得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不到半个小时，李永得和徐璐便拿到旅行签证；并预定了第二天的中国民航班机。

　　消息传开，各国记者的电话开始“炮轰”两位记者的房间。当晚，两名台湾驻东京机构“亚东关系协会”的“不速之客”悄然而至。他们劝李、徐二人“终止这项行动”，被两位记者断然拒绝。

　　首次接待台湾记者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当年亲自接待首次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见证了这一轰动海峡两岸的重大事件。他回忆说，1987年9月的一天，中新社社长王士谷通知他去社长办公室，王社长严肃地对他说，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采访，中央对此很重视，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负责。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官方不宜出面，而中国新闻社是民间性质的新闻媒体，可以对等接待。王士谷社长告诉陈佐洱，这次来的一位是《自立晚报》的部门主任，而陈佐洱当时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陈佐洱作为中国新闻社的代表，带几位助手来接待李永得和徐璐。

　　具体指导陈佐洱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还有乐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姓张的处长和陈佐洱搭档，全程负责协助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

　　接受任务后，陈佐洱立即着手准备。他温习了中央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掌握宣传口径。杨斯德和乐美真专门把陈佐洱叫去，当面布置任务，详细交代各项注意事项。陈佐洱说：“我牢记不忘的是两条接待方针：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防止敌对势力迫害暗算，然后嫁祸于人。”接着，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又接见了陈佐洱，指示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记者第一次来大陆采访，而且是第一次公开采访，一定要认真做好这次接待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等你们38年了”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踏进了中国民航CA930的舱门，途经上海飞向北京。陈佐洱和张处长也于当日稍晚时间即前往首都机场迎接。由于飞机为确保机上重要旅客的安全，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所以晚点至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两位台湾记者走入机场卫星厅时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陈佐洱迎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这些话同样让人感到意味深长。

　　两位记者离开台湾时，吴社长曾交代他们，“只要进入大陆就算成功。”因为，这一举动本身就大有新闻价值，甚至要超过他们后面将要进行的采访。

　　陈佐洱在送他们去长城饭店的路上，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需要采访什么，他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采访要求。到了饭店，陈佐洱给他们安排好房间后才离开。这时，天已破晓。

　　回到家里，陈佐洱顾不上休息，连夜翻找通讯录，根据两位台湾记者提出的采访对象，与助手们分头一与他们所在单位或本人联系。当天傍晚，当陈佐洱把一份初拟的日程表以及这些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告诉他们时，两位记者感到很惊讶。曾几何时，他们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按常规，记者得自己去联系采访对象，要不，怎么说叫跑新闻呢？但由于他们来自台湾，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陆，为减少无谓的不便和误会，中新社是乐意帮忙的。陈佐洱是上海人，在福建长大。所以，陈佐洱既会说上海话，也会闽南语。徐璐是上海人，陈佐洱可以用上海话跟她交谈；李永得只会说闽南话，陈佐洱就用闽南话和他沟通，“国语”加上家乡话，彼此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感觉自然亲近了许多。

　　台湾记者感受大陆的真实存在

　　台湾记者得到陈佐洱提供的“联络图”后，立即打电话联系，一分钟也不耽误。陈佐洱按照中台办要求的只联系不陪同的指示精神，没有和他们一同去过任何一个采访点。要说陪同的话，就只是陪同他们出席了中新社社长设的烤鸭宴。李、徐二位对闻名已久的北京烤鸭赞不绝口。

　　出乎陈佐洱的意料，没想到台湾记者很谨慎。陈佐洱在饭店门口招手过来第一辆出租车，他们没有上，而是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出租车。可能是他们怕第一辆出租车是有意安排的“特别出租”。

　　两位台湾记者的大陆之行，从9月15日开始,到9月27结束。先后到了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5个城市。在北京，他们看了故宫、天安门等地。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被他们称之为“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还采访了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陈佐洱与中国科学院联系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对此也一阵诧异，他们没想到台湾记者也可以公开采访方励之，还问陈佐洱是不是陪着去。陈佐洱说：“不陪同，台湾记者自己去，我只负责联系。”陈佐洱跟方励之联系时，方励之也颇感惊讶，显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由此，陈佐洱看到了一代伟人小平同志的大度宽容、高瞻远瞩。

　　在杭州，他们看了像古诗一样美的西湖，品了龙井茶，徐璐还见到了由上海赶来相见的姨母和表弟。38年未见，见面时，徐璐和姑妈抱头大哭。徐璐还根据她和姑妈见面的情景和心里感受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很是感人。

　　在广州，他们采访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并到了中山市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及黄埔军校旧址。

　　在深圳，他们看了国际贸易大楼、沙头角的中英街、海关大楼出入境的检查关口等。

　　在厦门，他们访问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

　　在他们走过的大陆的土地上，最熟悉的应该是福建沿海一带。台湾的众多拓荒者，都是从这块原乡的土地渡海过去的。当他们抵达厦门后，看到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才真切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他们在沿街看到许多小吃店，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街上的幻觉。他们在厦门之行的系列专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小吃店和许多台湾的传统小吃店一样，卖的东西也一样，有油面、肉棕、肉羹、以及各种可以切盘的熟食，像白切肉、白斩鸡肉、红烧肉等等。”在厦门，他们还听到了台湾当时最流行的歌；并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中华电视台”的节目。

　　厦门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眺望到二担岛。他们听一些人说：顺风的时侯，当地人可以听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喊话。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闹钟，因为每天早上6点钟，他们就会被对岸的“三民主义”歌声所吵醒。很多人对这种政治上的宣传攻势十分反感、恼怒；也有人生气地去问李永得、徐璐：“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用那样的广播词形容我们？你们是不是还认为大陆要用路条？！”并为此面红耳赤地争论了一番。

　　经历了这一切，李永得、徐璐感慨地评述道：福建与台湾，“这样两个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地方，在过去40年，不但彼此隔绝，而且是海峡两岸对峙的前哨点，这对崇尚文化、血缘、伦理、亲情的中国历史而言，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一大讽刺”。两人还认为：“从文化、生活的相似到政治上的这种敌对与相峙，这正是一场最鲜活的悲剧。事实上，过去40年来，海峡两岸互相丑化的宣传教育已严重地扭曲了多数人心灵，也摧毁了彼此之间基本的信任感。”他们说，这是他们此次大陆之行中最沉痛的一次经历。

　　14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两位台湾记者自己也认为，“大陆14天的见闻只能算是对大陆的惊鸿一瞥，连走马看花都谈不上”。他们觉得有点像“瞎子摸象”。但不管怎样，它仍“是一个真实的捕捉，一个完完全全透过台湾记者的双眼所做的直接捕捉，而不是透过外国记者的笔和镜头的折射”。

　　对于这两位在台湾出生的“新生代”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真实地看到大陆。看到满街都是和自己长着一样脸孔的人。他们觉得：“一切都仿佛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和遥远。”在北京的4天，“虽然只是这么短暂而且片面的一个搜寻，但对于从小只在课本上看过‘大陆’的我们来说，却仍具有无比的震撼，”“我们感受到了大陆的真实存在。”

　　海峡两岸都关注着这两位记者的此次历史性的大陆行。两名台湾记者每天都有大量的报道及感受见诸报端，大陆的《参考消息》等也有转载。对于他们的报道，台湾的老百姓普遍“叫好”，因为，38年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由台湾自己的记者写出来的有关大陆的报道，他们觉得可信，觉得比那些多年来的“丑化”、“教育”及“宣传”更“贴切些”、更“真实些”。很多人更是跃跃欲试，想赶快亲自踏上大陆的土地。

　　回台之路有点悲伤

　　“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采访的14天里，除了在北京，我跟他们见过面外，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再见过面。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我和公安部的张处长一直在给他们打前站，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般总是比他们先到一两天，早走或晚走几个小时，一如既往地联系好采访对象，再用电话告诉他们，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陈佐洱说这话时一脸的满意，他觉得自己不辱使命。“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严格的保护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他们在大陆采访的绝对安全，又绝不影响、干扰他们的采访自由。”

　　他们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李捷负责接待他们。他们对李捷说，中新社对他们安排得很周到。9月27日，李永得、徐璐就要离开厦门，经香港返回台北，结束这次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捷亲自去送他们上飞机，因为一定得送他们安全离开祖国大陆。临别时，两位台湾记者热泪盈眶，黯然神伤。一方面固然是彼此舍不得离开；更重要的是带着悲壮的心情上路的。因为，他们知道回去后按台湾当局的“法律”至少要坐2年牢。

　　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晚，吴丰山社长在台北的侨福楼为“满载而归”的两名记者举办庆功宴。然而，就在庆功宴上，他们看到晚7点半的第一则新闻─“新闻局”宣布李永得、徐璐的大陆之行为“非法”，采取两项处分措施：

　　一、 两年内停止受理《自立晚报》人员出国申请。

　　二、以伪报不实罪,将社长吴丰山和两名记者交台北地检处侦办。

　　“新闻局”动用了“刑法”，确实是超出了吴社长原先的料想。对于他们以法律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自立晚报》的同仁们“深不以为然”。

　　随后的一个星期，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事情似乎有越搞越大的趋势。《自立晚报》也请好了律师，等待开庭。并做好各种准备，“假使硬被罗织”罪名，便“从容作禁囚”。不过，在台湾，很少有人相信他们3人真的会被判刑。

　　《自立晚报》也的确不在乎，任事态发展，照常我行我素。事情既然做了，就坦坦荡荡去面对。10月6日,该报创刊40周年。他们在台北一家大饭店举行同仁聚餐庆祝大会，场面十分盛大。近千名嘉宾到场庆贺。会上，《自立晚报》的发行人吴三连，颁奖表扬李永得和徐璐，称他们此次的大陆旅行采访，“表现杰出，几近完美”。

　　由于这一趟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永得、徐璐一跃成为中外所瞩目的记者明星。而这两位记者明星所产生的冲击波，对台湾当局的震荡是很大的。李永得、徐璐在报道中提出：台湾当局“目前在探亲政策上所表现的消极被动的姿态，确有大加检讨修正之必要”。他们批评台湾当局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就像一块不吸水的海绵”，“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在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响及各界人士的抗议下，台湾当局准备处罚《自立晚报》的事，果然不了了之。在两位记者回台湾一个月之后，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随之,与大陆隔绝了38年的骨肉同胞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探亲潮；而这一潮流，猛然冲破了堤坝，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