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武汉分校第七期同学录——兼谈各时期黄埔同学录的制作

　　民国时期编印同学录蔚然成风，黄埔学生在校期间通常会成立同学录筹备委员会操办相关事宜，无论条件多艰苦，每期正式毕业的学生都有同学录。抗战爆发前的黄埔军校同学录中将星云集，精美的制作中包含着厚重的历史，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如今也已成为市面上炙手可热的收藏门类。笔者自2010年起陆续收藏了各时期黄埔军校同学录二十余册，其中最珍贵的，便是武汉分校第7期同学录了。

1930年右旗营房武汉分校正门。

　　收藏的经过说起来颇为幸运。早几年的时候，这路东西还没有如今这么火，这本同学录被一个江西九江的卖家挂在网上，大约有一两年了，由于没有封皮卖相不佳，始终无人问津。正好我有一位九江籍的好友，托请他以老乡关系与卖家协商，又赶上2012年初单位发了笔年终奖，此事得以成行，我与好友亲往九江与卖家当面完成交易，终得入藏。这本同学录对笔者来说也同样意义深远，它为笔者开启了黄埔史料整理研究的大门。

　　武汉7期同学录为大16开500余页一厚册，拆除封面，把校长蒋中正的照片打上×，这是建国后偷偷保留下来的典型特征。翻开残存的布面即见党旗，该页盖有一枚名章，历经数十年洗礼已非常模糊，经对照名录仔细辨识，基本可以确定是第7队谭英的旧物（江西都昌人，通讯地址九江湖口），卖家也说就是在本地收的，与这些信息吻合。所幸除了硬精装封面的缺失，同学录正文500余页皆完整，史料价值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其中收录本期步、炮、工科全部毕业同学1677人的照片（另有在校死亡同学10人的照片），本期教职队职官长377人的照片，校景、军校训练、武汉风景等63张大幅照片，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史料价值极高。同学录全部页面采用道林纸精印，因此这些照片的效果也非常好，远超同时代的一般印刷品。

学生进行劈刺教练。

　　在整理同学录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各位大员为本期同学录题写序言的时候，对于期别竟然有1期、3期、7期三种说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从武汉分校的历史说起。

　　黄埔军校曾经三次在武汉设立分校。第一次是1926-1927年间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分校，存世虽然短暂，但却是轰轰烈烈，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人所知的武汉分校。这一时期的武汉分校训练了第5、第6两期学生，第5期提前毕业，第6期未毕业。第二次是在1929-1932年间，训练了第7、第8两期学生，第7期即本文所写，第8期编为第2总队，最终并入南京本校毕业。第三次是在1936-1945年间，时间跨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后改称第二分校，武汉保卫战前夕迁至湖南武冈，这一时期的武汉分校/第二分校毕业学生众多，影响也很深远。笔者早前曾撰写《黄埔军校在武汉》一文，探讨三个时期的武汉分校的沿革与发展，本文只结合第7期同学录重点说一下第二个时期，这也是武汉分校最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武汉分校第7期知名毕业生杨伯涛、徐远举。

　　1928年春，两湖已经成了桂系的地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任命第19军军长胡宗铎、第18军军长陶钧二人主持湖北军政。胡、陶为了扩充实力，创办第18、19军教导团，嗣后改称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训练下级军官。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收买桂系李明瑞、杨腾辉，二人阵前倒戈，胡、陶所部迅速瓦解，随营学校也随军西撤沙市等地。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决定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蒋自兼校长，任钱大钧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随营学校学生返回武汉以后，经过甄别考试，共计1100余人继续留校，编为步兵第1、2、3大队及炮、工二队，不久之后第18师军官教导团500余人并入，编为步兵第4大队。全体学生于1929年6月16日正式开学，是为武汉7期。这一时期的武汉分校，校址在武昌右旗营房。

　　此时的武汉分校已经完全中央化，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分校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校址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两者认为是延续关系。随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各项事业均有所发展，史学界有所谓“黄金十年”一说，此时的武汉分校，也是教育体系最健全、教职人员最充分、教育设施最完善的一个时期。

左为特别党部秘书刘孟衡，领章清晰可见“军校”二字，样式极为罕见。右为同学照片页。

　　回到前文提到的问题，关于第1、3、7期的说法，分别见于1930年3月何应钦、张学良、何成浚的三篇序文，文内也有提及，显然并不是排印时的笔误。第7期是最后中央根据本校期别统一核列的，这个很好理解。另外1、3期两个说法，笔者分析如下。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自然是了解武汉分校的来龙去脉，对这个另起炉灶的武汉分校训练的第一批学生以分校名义叙期别也在情理之中（潮州、长沙分校也有类似叙法）。而远在千里之外主持东北华北军政、挂名军校校务委员的张学良，与黄埔本无渊源，连同学录中刊载的照片都是肖像画，或许对这些事并没有多少兴趣了解，听说武汉分校之前曾训练过两期学生，便挥毫写下了“第3期”的序文……

　　武汉7期学生于1930年7月毕业，大部分人分发到中央嫡系各师充任基层军官，在不久之后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中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诸如钟筱筠、孙季连、隆桂铨等多位同学在连排长任上壮烈殉国。抗日战争时期，李竹林（中国远征军第1路兵站总监部少将参谋长）、罗绍昌（553团副团长）、雷名扬（67师营长）等同学为国捐躯，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另据民国史学者胡博先生统计，武汉7期同学最终任少将及以上职务的共计77人，“成材率”甚至超过了本校7期。其中杨伯涛、尹俊、戴坚、戴朴、谭鹏、刘鼎汉等人便是在军界成就较高者。此外，有白世维、徐远举等人进入军统系统，成为“大名鼎鼎”的特务。笔者收藏这本同学录后，即致力于本期同学名录的整理研究，全部同学名录亦发布于笔者的博客之上，希望可以补充目前史料的空白，欢迎查阅参考。

二分校17期7总队赵懿豪的毕业生登记证，可见当时学生都拍摄了标准照。

　　制作这样一本同学录，需要经过诸如照相、校对、制版、印刷、装订等多道细致的工序，即便是搁在今天，完全实现了电子化，操作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自然更加困难，离不开充分的物质保障和技术条件，虽说照相技术已经比较普及，但制版却也不是寻常作坊所能为之。一本同学录做工的好坏，既是国力的体现，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一所学校的地位与实力。抗战爆发前的黄埔同学录，多是采用道林纸印刷，而这种纸张全部仰仗进口，可谓当时最好的材料，黄埔同学录的“江湖地位”显而易见。

18期1总队同学照片页。

　　然而到了战时，对外口岸被日寇封锁，各种物资奇缺，军校学生有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再想要制作一册精致的同学录，便成了天方夜谭。笔者也收藏有数册抗战时期的黄埔同学录，其大体的趋势，是开本越来越小，纸张越来越糙，制作越来越简。

　　以本校18期1总队、19期1总队同学录为例，虽然勉强维持了小16开本，但同学照片被压缩成了指甲盖大小，一页上排列了几十人，效果自然很一般。这两期同学录制式相近，除少数印刷照片的页面采用略好一些的纸张，其余均为土纸，到了19期，甚至连页面都已经裁剪不齐了。相比之下，本校这还算是好的。由于同学录的制作是“就地取材”，在一些条件更艰苦的分校，同学录的开本多为32开甚至64开，甚至连收录照片都已无法实现，笔者收藏二分校17期21总队同学录便是其中一例，没有照片的同学录，严格来说只能称之为通讯录了。

　　第二分校位于湘西武冈，虽然偏僻山城的物质条件较差，但照相并不是问题，笔者收藏有该分校16期8总队的合影照片、17期7总队学生的登记证都可加以佐证。同学录未能收录照片的真正原因，还是在排版印刷环节，正如上文所说，这个环节对于承印机构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关于这一点，同年桂林第六分校17期17总队同学录的编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年17总队在编印同学录时，也同样因为物质匮乏制版困难而一度作罢，正巧湖南一家大制版公司来桂林筹建分厂，让事情有了转机，最终同学录从筹备到付梓用时3个月，1000多名黄埔生的英姿遂得以留存世间。

　　抗战胜利以后，第20、21、22期同学录的制作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笔者去年在西昌采访的黄埔21期刘志祯老先生，就曾担任该期同学录的编委，全程参与制作。他们从西安请照相馆的师傅来校为同学们一一拍照，在最后的付印阶段，刘志祯即住在印刷厂负责校对工作，时隔70年，他还清楚记得那册精美的同学录发到手中时的喜悦之情。22期3总队同学录应该是历届中开本最恢弘的，其封面为皮质烫金，上面还有精美的暗纹，制作非常讲究。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溃败，黄埔同学录在大陆终成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