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模式与两岸的和平统一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东北易帜”模式与两岸的和平统一

——对海峡两岸“黄埔精神”交流的思考

廖中武[1]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在海峡两岸统一模式这个重要议题上，各界有很多看法，有的比照国际做法提出“两德统一模式”、“两越统一模式”、“坦桑联合模式”，但这都是国外根据自身情况而实现的统一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各界对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克里米亚回归模式、北平模式、“统合模式”、“一中三宪模式”、“一中屋顶模式”等。中国有中国的自身国情特点，笔者通过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以“东北易帜”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典型案例分析，综合中国历史国情民意与海峡两岸“黄埔精神”的交流，提出以“东北易帜”模式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提交给各界参考。

关键词：统一模式；“东北易帜”模式；和平统一；海峡两岸；“黄埔精神”

 一、前论：关于海峡两岸统一模式的探讨

海峡两岸的统一模式一直是纠结于两岸之间乃至海内外爱国爱华拥护国家统一的华人华侨难以窳解的一个心结，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政界、学界、军界及其他团体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现在此对于两岸统一模式的几个主要看法做一番梳理与介绍：

（一）“两越统一模式”

二战结束后，越南出现了分裂状况。1945年9月，随着日本在越南的战败，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发表《独立宣言》，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定都河内。新生的政权诞生不到一个月，法国的入侵迫使其转移到北部山区扎根。1954年7月，与新生的越南政权交战失败的法国被迫签署了《日内瓦协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此分界线以北集结，法军在该分界线以南集结，同时越南应在1956年7月前举行全国自由选举。但是美国势力开始入侵越南，接替法国扶植以吴庭艳为首的南方政治势力，并于1955年10月在南方提前举行“公民投票”，成立了越南共和国，定都西贡。北纬度线成为越南的分界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因地处分界线北部，被称为北越，越南共和国因地处分界线南部，被称南越。随着美军撤出南越后，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攻占了当时南越首都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南越总统杨文明宣布投降，1975年5月，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共和国灭亡，至此越南以北越统一南越而实现国家统一。1976年4月统一后的南北越选出统一的民意机构——国会，1976年7月越南南北宣布统一，南北越正式更改国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法律上实现了越南的统一。

（二）“坦桑联合模式”[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由位于非洲大陆东岸的坦噶尼喀和附近岛屿桑给巴尔两部分组成。在近代史上，两者曾分属于不同的殖民国。至1961年5月，坦噶尼喀取得内部自治，同年12月宣告独立，一年后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桑给巴尔也在1963年6月获得自治，同年12月宣告独立，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二者经过协商，在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29日更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统一后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如下特点：（1）有统一的国名，但双方依然各自保留原来的国家称谓；（2）实行总统内阁制，国家设总统一人、副总统两人。由原先坦噶尼喀的领导人担任总统；桑给巴尔的领导人担任第一副总统，常驻桑给巴尔，同时兼任桑给巴尔地区的行政首脑，即桑给巴尔总统；另一个坦噶尼喀人担任联合共和国的第二副总统；（3）统一后的桑给巴尔，外交由派驻桑给巴尔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各国驻桑给巴尔的使馆，改称领事馆；（4）统一后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长期没能得到统一指挥，同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政党实行自我发展；（5）统一之后这个国家有两部宪法，分别是1977年通过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通过的桑给巴尔宪法。1984年，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分别通过各自宪法的修正案。坦桑尼亚宪法规定国家分设两个最高级的政府，一个是坦桑尼亚联合政府，一个是桑给巴尔政府。桑给巴尔宪法规定桑给巴尔实行某些程度的自治，有权处理除外交、国防、警务、税收、银行、货币、外汇、航空、港口和邮电等22项联合事务以外的地方事务。1994年，坦桑尼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联合共和国只设总统和一名副总统。总统、副总统必须分别来自大陆和桑给巴尔，并且在竞选期间，为竞选伙伴。副总统不能由桑给巴尔总统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理兼任。坦桑尼亚的统一，不是以一方吞并另一方或者改变一方的两德模式为前提的，统一后的桑给巴尔依然保持了其伊斯兰政府的特性，宗教上的分歧有时往往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难调和，但统一后的坦桑尼亚却妥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点看中国统一的难度要小于坦桑尼亚的统一，因为海峡两岸的共同点要远多于坦桑尼亚两岸的共同点。大陆学术界也不乏有人对此持赞成与借鉴的态度。

（三）“两德统一模式”

早在1999年7月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特意选择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所谓“两国论”，意在将台湾问题类比两德问题，套用“两德模式”来处理两岸关系。时光流转到2012年5月25日，马英九在出席年度国际比较法学会大会开幕典礼时，再次提出，德国统一的模式或可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借鉴。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于2012年5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正式回应：“两德的情况和两岸的情况不同。两岸双方应继续共同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两岸情况、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之路。”[3]

在此有必要解读下什么是“两德统一模式”，它指东德和西德在和平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模式。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强权把一个主权德国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即东德）和联邦德国（即西德）。在当时冷战格局下，刚出现的两个德国严重对峙，后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双方关系从彼此对立发展到外交上的相互承认，到1972年12月双方签订“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两德关系进一步缓和。1989年东德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自同年5月起，大批公民出走西德。10月初，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要求放宽出国旅行和新间媒介的限制等。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1月9日，“柏林墙”开放。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联邦德国。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实行自由选举，德梅齐埃任东德总理后，两德统一的步伐加快。5月18日，两德在伯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7月1日条约生效，东德马克退出流通，西德马克成为两德共同的货币。7月6日两德开始就第二个国家条约进行谈判，条约规定了两德统一的原则、方式和时间，以及两德统一后的政治制度等。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条约规定，东德恢复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以前的五个州，这五个州遵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基本法第23条集体加入西德。9月24日，东德国家人民军正式退出华约组织。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西德。东德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西德建制改为5个州，并入了西德，加入西德的五个州实行三权分立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度，分裂40多年的两个德国重新统一。

当时有两个统一方式选择：一是纯粹修改西德基本法(Grundgesetz) 把其权力扩展到这五个州从而于宪制上成为同一个国家；二是把统一过程当成是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合并，产生一个新德国并重写宪法。前者相对简单，但因为这种方式没有视东德为对等主权国，让东德有被“旧联邦共和国”占领的情绪或是认为自己成了西德附属的感觉。为了让统一更顺利，同时也为了消除其他国家疑虑，西德修改了基本法：通过对西德宪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条款进行修改，使得宪法第二十三条款能用于统一。在上述五个州加入西德之后，基本法再度被修改。12月，举行了1933年以来第一次全德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联合政府比上次选举赢得更多议席以更强的大多数姿态领导新德国。“两德统一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平统一，尽管统一给西德造成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看没有给统一后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动荡。

（四）克里米亚回归模式

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回归俄罗斯，也让人探讨是否可以借鉴“克里米亚模式”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

2014年2月底，乌克兰社会突发动荡，反对派支持者走上基辅街头抗议，逼迫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美国、欧盟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言力挺反对派，呼吁乌克兰当局克制，不要镇压，甚至派员前往基辅支持与指导反对派开展反对行动。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同样出手克里米亚，在边境附近屯兵，向乌克兰反对派和西方政府施压。而后，局势转变，克里米亚境内人数居于多数的俄罗斯族人推动公投，以决定是否并入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反对派当局和西方国家考虑对策之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接受克里米亚入俄决定，并且启动一系列克里米亚入俄程序。从当地历史与民族情况看，克里米亚原本属于俄罗斯，上世纪50年代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并入乌克兰。克里米亚战略位置重要，对于俄罗斯而言是重要的出海口。正是这样重要的位置决定了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必争之地的地位，历史上多次爆发冲突，此外，克里米亚还是个多民族地区，主要有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鞑靼族，俄罗斯族占人口半数以上。最终结果是大多数克里米亚居民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接纳命令，而后俄罗斯军队进入克里米亚地区，就此将克里米亚地区的领土和人民回归俄罗斯联邦。

从上述情况看，“克里米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高度相似台湾地区情况。台湾也是多年前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间隔着一湾浅浅的台湾海峡，孤悬于中国大陆以外。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克里米亚地区与台湾地区很大的不同点在于，首先是克里米亚地区一直都是作为地区而非国家实体存在，也没有“总统”、“副总统”之职位，更不用说具有国家主权资格。另外克里米亚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台湾地区，一直存在“中华民国”的国家符号与宪法政体等制度组织建构，也由于反对势力多年的运作，使得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化和认同混乱，近期内哪怕让台湾民众进行回归公投也难以出现回归祖国大陆的结果。

（五）北平模式等

除了上述几种模式外，还有被学界军界等有些人所推崇的北平模式。“海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就是‘北平模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提出者。此言一出，一时成为媒体及网络的津津乐道的话题，似乎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捷径。”这是网络上查到的关于“北平模式”的一段话语，还补充说明“究竟什么是‘北平模式’、如何将‘北平模式’运用到统一台湾的问题上，王在希并没有展开细说，只是简单提到了‘兵临城下’与‘和平谈判’。”[4][1]在文中，该文作者还延展出“长春模式”、“天津模式”、“绥远模式”、“南京模式”等议题与讨论。对于这些模式，笔者也做了思考和分析，发现政治社会环境都不一样了，实现当年这些模式的社会形势都不大具备了。哪怕中国大陆以数艘航母和若干艘舰艇潜艇和多少武装力量围困打压台湾，在台湾当前民粹式政治泛滥的情况下，即便是费了巨大的代价，也未必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还有学者提出“统合模式”、“一中两宪模式”、“一中三宪模式”、“一中屋顶架构模式”等实现两岸统一的建议与方案，这些都丰富和充实了关于两岸统一模式的理论与设想。

总之，1975年越南通过武力模式完成了统一，1990年德国通过和平模式实现了统一。越南与德国的统一进程都包括了主权、领土、以及人口的统一。如果说南北越南的统一就是通过武力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那么德国的统一则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再根据对“坦桑联合模式”、克里米亚回归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领土与人口统一是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主权统一是国家统一的法律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标志。根据笔者对于国家统一方式与国家主权的研究[2]，对于世界上这些比较典型的国家统一模式的分析与探讨，基本上分为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这两种基本方式，而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就由武力统一为主转变成以和平统一为主，这个是一个质性的、巨大的转变，而后历经四十年的对台政策与方略的逐步发展，可以说和平统一方略已经在大陆成为主流，当然这是以台湾不能宣布独立作为底线。笔者曾经在香港的《中评月刊》上发表了一文，认为在现代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是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也是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国家主权具有“最高性、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所有性和使用性”等特性。“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在冷战背景下，两岸各自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有各自的外交关系。当然，两岸都各自以‘中国’的符号来代表主权，从全部外交关系看，依然是‘一个中国’的外交。而从联合国代表权看，两岸是承继关系，不是并立和分裂关系，这一点与两德、南北越南情况不同。”笔者已从国家主权的特性、联合国代表权的“承继关系”等清楚地做了说明中国与南北越南、东西德国的不同，由此推导“两越统一模式”、“两德统一模式”不适用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方式。再从“坦桑联合模式”看，似乎比较可以借鉴，因为各自都有宪法，但从统一条件和国家主权观看，又是让人无法解释和接受。继而剖析北平模式，已经在上述情况中论证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一样。而最能让中国大陆接受的可能是克里米亚回归模式，这又涉及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以笔者多年以来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研究，在目前这样情况下，要改变多数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让他们从政治心理上转向认同中国大陆的国家象征显得分化巨大且非常困难。

二、回溯：“东北易帜”模式的背景与过程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1、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2、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3、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6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7月19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当时奉军约四十余万人，蒋介石等四个集团军共六十七个军又九个师，号称一百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便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因而持反对态度。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为早日实现易帜，张学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异议，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7月21日易帜。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18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8月9日，张学良与林权助、林久治郎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执，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对东北易帜，蒋介石与张学良电文往还不绝，蒋介石不断催促：“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一百七十三次中常会上，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出国府委员十六人，其中就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解释道：“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5]嗣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负责，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然后由中央任命。蒋介石每月允拨军饷1000万元给奉军，这样更增加了奉军的向心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就职典礼上，张学良身穿中山装，向孙中山总理遗像宣誓（方本仁、刘光监誓）。至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三、沈思：以“黄埔精神”促进当代“东北易帜”模式实现国家统一大业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革命、爱国的黄埔精神，为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做出了奉献。讲到黄埔军校，就不能不了解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初衷和办学理念；而要了解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起因和目的，就不能不清楚孙中山先生坎坷的革命经历。孙中山先生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发动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消息，于年底回国，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他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但是，掌握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内外勾结，上下施压，迫使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此后，孙中山先后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希望借助军阀的力量去达到革命的目的，结果也都失败了。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但第二年，粤军头领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回到上海。在绝境中，孙中山遇到了共产党，他真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关于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惨痛的教训告诉他，要救国图存，就要有自己的革命武装。

在黄埔军校的办学理念上，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新的课程设置，新的训练方法，打造一支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的新型的革命武装。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和创办黄埔军校的过程可以看出，主导他行动的始终是爱国革命的思想。孙中山先生深知，要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要让中国拥有光明的前途，腐朽的清王朝必须推翻，祸国殃民的各路军阀必须打倒。否则，国家无望，民族不兴。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的奋斗目标，武装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孙中山先生正是举着爱国革命的旗帜一路走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深深地影响了黄埔军校，也深深地影响了黄埔军校师生。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通过革命行动体现出来的，因此，在黄埔军校，“革命”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黄埔军校师生中，革命精神体现得最为鲜明。

那就不得不问什么是黄埔精神？它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理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黄埔精神，更好地发扬黄埔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是催生黄埔精神的土壤。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各路军阀连年混战，烽烟不断，致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更遑论什么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议题，“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状况，正是黄埔精神产生的客观条件。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黄埔军校师生东征、北伐，浴血奋战；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黄埔军校师生挺身而出，抗击日寇，用血肉之躯和全国人民一道筑起了保家卫国的坚固长城。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大门口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贪生怕死请走他路”；在黄埔同学中有一句口号叫得很响，“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对黄埔同学讲得更加明确：“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这些都表达了黄埔军校将士的一个坚定信念：作为黄埔同学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勇于抛弃自己的私利，只为国家、民族之大义而奋斗。可以说，黄埔精神实质是以爱国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国家独立、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一种宝贵精神品质。

在当代，在中国大陆，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复兴计划，“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6]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台湾是中国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台湾梦与中国梦不可割裂，不可对立。同样，实现中国梦，台湾同胞不能缺席，需要台湾同胞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分享，这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表示，“我们真诚希望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同胞共同来圆中国梦”，充分表达了大陆对与台湾同胞共筑中国梦的期待。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中华，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没有海峡两岸的统一，中国梦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之梦，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之梦。

张学良能在1928年年底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国家的统一而不惧日本的威胁与利诱，也排除了内部的异见，深明形势使然，以国家统一和民众幸福为大义，以易帜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义举。当然，当时能实现东北易帜也有其具体历史时代背景。然而摈弃这些具体的背景条件，这个举措依然对当前的两岸统一大业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下的台湾，自1971年从联合国大会被移出席次，恢复了中国大陆的主权代表地位。而后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在不断下降，直到目前的仅仅17个，这个减少趋势还会继续发展，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台湾可能会与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与地区断交。台湾也由于国家主权关系，未能参加由主权国家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大会等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与活动，这些今后都会对台湾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中国的强大离不开统一的国家形式，分裂的海峡两岸只能让外部势力从中获利，同样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的实现。就此，可以借鉴也可以倡议海峡两岸的政界军界学界，发扬黄埔精神的爱国、团结精神，考虑用易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国家统一，这不失为造福当代、复兴民族的一种思路与方式。

                                                                                    

【注释】：

[1]由于该文颇具代表性，也引起了诸多读者关注，是故笔者将其特别列出，就此开展讨论。

[2]见笔者发表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1期的《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定位研究——基于国家主权和“九二共识”的视角》（P53～59）一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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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中国历史事件——东北易帜》http://www.huawenku.cn/html/baokandieshi/zhongguolishishij-20120217143.html. [浏览日期2019-05-08]．

[2] 《东北易帜前，日本千方百计粗暴的干涉》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7656937345574&wfr=spider&for=pc2014-12-29．[浏览日期2019-05-08]．

[3]《1928年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today/detail_2010_12/29/3753917_0.shtml．2010-12-29[浏览日期2019-05-08]．

[4]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论析[J].蒋文祥.东北史地.2012(02) [浏览日期2019-05-09]．

 

通讯作者简介：廖中武，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研究员、金门燕南书院讲座教授，现主要研究比较政治与发展政治、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中华文化与文创产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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