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殉国黄埔将领的军衔

 抗战时期殉国黄埔将领的军衔

——以前六期的毕业生为中心

肖如平

摘要：1934年国民政府重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衔制度，对抗战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队建设起来重要作用。作为抗战的重要力量，黄埔将领的军衔分为正式军衔、职务军衔和追赠、追晋军衔。通过对抗战时期殉国黄埔将领军衔的梳理，不难发现殉国黄埔将领只有少数人被授任少将军衔，大部分人的军衔是职务军衔。直至他们壮烈殉国后，也只有少部分将领获得了政府的追赠或追晋。

关键词：抗战时期；黄埔将领；军衔

近代中国军队中的军阶等级（阶级）在西方军队中被称之为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是国家根据军人的职务、军事素养、年资、功勋，以及所属军种或勤务部分而授予个人的衔称和荣誉。[1]这是近代中国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军队与西方军队接轨的重要体现。1934年，国民政府厘定和颁布了新的军官官制表，重新对陆海空军官的军衔进行了叙任、晋任，形成了正式军衔、职务军衔和追赠（晋）军衔。抗战时期，黄埔将士发扬黄埔精神，浴血奋战，为国捐躯。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生共有两万多人”[2]，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多达200余人。[3]对这些在抗战中殉国的黄埔将领，政府、民众和学者一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有关他们的传记和著述也层出不穷。但略有遗憾的是，各方在提到殉国黄埔将领的军衔时颇为混乱，甚至有的是错误的。为此，本文试图对抗战时期殉国黄埔将领的军衔作一简要梳理，以期更好纪念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

一、殉国黄埔将领的正式军衔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曾颁布军官佐的等级表，但并未严格实施，军官的军阶官等与任命都极为混乱。1924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建立后，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向苏俄学习，力图在旧军阀之外建立一支忠于革命的党军。然而，北伐时期，大量北洋军队的归顺和收编，使国民革命军逐步分成了中央军、桂军、西北军、晋绥军、湘军、川军、东北军，各军队军官佐的任命标准宽严不一，其军阶官等与任命同样十分混乱，有的营长、团长已是少将了。[4]1933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对各军事长官会议上批评军队的阶级升迁太快。他说：“我们军队里阶级的升迁，实在太容易。譬如在黄埔毕业的学生，无论那一个，最多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现在已很多升到少将中将甚至上将阶级的。试看旁的国家，无论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形的。他们从军官学校毕业出来，到老还不能得到一个将官和校官的很多。他们毕业以后，在队里见习完毕才可以当一个少尉。再由少尉升到中尉至少要经过三年工夫，如要想升到上尉，至少还要在部队里当五年中尉才行。甚至一生一世都升不到上尉，也是常有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一般学生，毕业以后，不但做一个少尉不耐烦；甚至非上尉不可。一旦当了上尉，马上就想升少校，所以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做了排长，就想做连长，连长没有做到几时，就想当营长。”[5]

1934年7月，国民政府为了规范军官的军阶官等和任官制度，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等级表。军官的军阶官等首先分为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其次根据不同兵种和勤务设立等级，将陆海空军官一律分为三等九级：上等军官分上将、中将、少将三级；中等军官分为上校、中校、少校三级；初等军官分为上尉、中尉、少尉三级。[6]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军阶等级制度的建立，为军官佐的任官与任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4年4月，国民政府组建了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以林蔚为厅长，具体负责军官佐军阶等级的评定，并呈请国民政府予以正式任官。经铨叙厅铨叙，国民政府授任的军官，才属于法定的、永久性的军阶官等，可称为正式军衔。1935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峨嵋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正式军人》的讲话，强调军官的任官必须经由中央政府任命，否则就不算正式的军官。他说：“今天在场的无论官长学员，都是现任连长以上的官长，但是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军官？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人，还不能算是军官。”“大家要晓得，所谓军官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要由中央政府任官；第二再由中央政府授职。所谓任官，就是指任为尉校将官等级位；所谓授职，就是指授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等职。现在你们大家虽然在部队里做了连长以上的官长，但是这只是事实上担负了军职，并没有经中央政府任官，所以我现在称你们只能称某师长、某团长、某连长，不能称某上尉、某上校、某少将。这个级任一定要中央政府依法铨叙任命的。”[7]

1935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特级上将、上将、中将等任官条例，并对国民革命军将领进行了任官和授衔。1935年4月9日，黄埔一期毕业生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被授任陆军中将。[8]同年4月13日，黄杰、李玉堂、黄维、霍揆彰、关麟征、王懋德、宋希濂、桂永清、刘戡、王敬久、孙元良、杨步飞、陈琪等黄埔一期毕业生被国民政府授任为第一批陆军少将。[9]1936年10月5日，黄杰、李玉堂、关麟征、宋希濂、陈琪、刘戡、王敬久、孙元良、甘丽初、夏楚中、贺衷寒等一期毕业生晋任为陆军中将。[10]之后，有一大批黄埔毕业生被授任少将、中将军衔。1945年10月3日，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被授予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成为当时黄埔毕业生中军衔最高的将领。[11]

在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中，抗战时期牺牲的将领共有100余人。他们分别是黄埔1期的黄梅兴、蔡炳炎、睦宗熙、万全策、蓝运东、王桢祥、郑作民、李其实、丁炳权、陈烈、冯士英、仝仁；黄埔2期的吴继光、雷震、姚中英、刘世焱、蔡劭、张琼、方镇；黄埔第3期张本禹、丘之纪、易安华、朱赤、高致嵩、韩宪元、刘国用、陈纯一、李大中、王竣、王禹九、戴安澜、胡义宾、张廷玉、谢升标、蓝挺、岑家卓、周复、纪乃武、陈飞龙、丁立群、曾伯熹、谢振邦；黄埔第4期的李友梅、路景荣、杨杰、官惠民、华品章、罗芳珪、李友于、马尾龙、薛金吾、李石安、赖传湘、彭士量、燕鼎九、谢晋元、余光奎、朱实夫、薛锦泉、钟济凡；黄埔第5期的刘眉生、杨家骝、杨生、陈文杞、梁希贤、黄红、刘树人、柴意新、王剑岳、黄永淮、吕旃蒙、袁聘之、张少舫；黄埔第6期的秦庆武、曾庆敏、姚子青、雷忠、田耕之、龚选登、邵一之、凌则民、李颐、孙明瑾、吕公良、易凤翔、王辉武、陈师落、周卓然、陈忠柱、李挺、余开纬、周名琳。[12]上述将领在牺牲前经国民政府正式叙任和晋任的将领是郑作民、陈烈、张琼、黄梅兴和戴安澜5人。1936年10月5日，国民政府晋任郑作民为陆军少将。[13]同年10月22日，晋任陈烈为陆军少将。[14]1937年5月7日，晋任张琼为陆军少将。[15]同年5月21日，晋任黄梅兴为陆军少将。[16]1939年6月17日，晋任戴安澜为陆军少将。[17]5位晋任陆军少将的将军都是黄埔前三期的毕业生。其中，郑作民、陈烈、黄梅兴为黄埔1期，张琼为黄埔2期，戴安澜是黄埔3期。可见，1935年实施新的官制表后，国民政府叙任和晋任将领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事实上，自1935年至抗战胜利，经国民政府叙任和晋任的将官共计只有2000余人。

二、殉国黄埔将领的职务军衔

1934年国民政府在制定陆海空军官佐的等级和任官条例时，国内和国际环境相对和平。国民政府正着力整编军队，提高军队质量，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对全国军官进行轮训，对军队的编制进行充实和压缩。因而，颁布的陆海空军官佐的任官条例相对比较严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希望通过制定严格的军阶官等制度来防止军官晋升过快。[18]蒋介石的想法在1934年制定的任官条例中得到了贯彻。为了确保军官的晋升质量，规定了各级官等之间晋任的停年。陆军军官佐的停年分别为：中将4年，少将3年，上校4年，中校3年，少校3年，上尉4年，中尉2年，少尉1年6个月。由上尉晋任少校须于尉官级内服3年以上之队职，由上校晋任少将须于校官级内服2年以上之队职，中将须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建有殊勋始得晋任上将。[19]按此规定，从尉官必须任职7年半才能晋任少校，校官必须10年才能晋任少将。这种严格的晋升制度，使得经政府叙任和晋任的将官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1936年，军事委员会为了缓解任职需求的压力推行“一职两衔”制度，规定“部队军长以上原系上将者，应改为上（中）将，师长原系中将，应改为中（少）将，旅长原系少将，应改为少将（上校），团长原系上校，应改为上（中）校。”[20]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军官的伤亡数量剧增，军官队伍增长更新也非常快，严格的晋升制度使得其正式铨叙的军官与实际的军事需要有较大的差距，从而造成官职失衡，低军阶的军官任高级职务的现象非常严重。1939年4月4日，军事委员会又制订了《战时任官暂行办法》，规定抗战期间官职暂不相称，以官低于现职一阶为常，战列部队（机关学校除外）各阶官佐之停年缩短，即少尉1年，中尉1年，上尉2年，少校2年，中校3年，上校3年，少将3年。[21]与此同时，在实际中广泛采用职务军衔。即对军阶较低却担任较高职务的军官由军事委员会授予职务军衔，使其官职相符。职务军衔实际上是由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种临时军衔，其随着职务的变动而变动，职务更替临时军衔也随之更替。授予职务军衔时都是职衔并称，如陆军少将旅长、陆军中将师长，不能简称陆军少将、陆军中将。

抗战时期部分黄埔一期将领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比较表[22]

一般而言，职务军衔要高于其正式军衔。职务军衔的式样与相应的正式军衔在形式上也并无差别，但其授予程序简单，只需要上级军事长官推荐，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根据职务签发任职令，并不需要经过铨叙厅的严格铨叙和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因而更为便利和灵活。抗战时期有相当数量的黄埔毕业生被授予职务军衔，而殉国黄埔将领生前的军衔大部分也属于职务军衔。

抗战时期部分殉国黄埔将领的职务军衔

职务军衔在抗战时期满足了军事的实际需要，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职务军衔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影响。1945年5月22日，蒋介石对军衔佩戴混乱的现象予以严厉批评。他说：“我在昆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曾经告诫一般将领，要他们依照实授的军阶佩带领章。这一点我想全国各部队都应该一律作到。即如作师长的如果实际上是授的上校，就不必带少将的领章。作团长的如果是实授中校就不可带上校领章。须知领章是代表军阶，亦即是代表国家的名器，我们必须特别尊重。而现在事实上我们军人的名器滥到极点，我听说有的军人口袋里带上两三副领章，到了不同的场所，随时更换。”为此，他强调：“凡已经铨叙的，以后升迁任官，都要按部就班，依照规定的制度来执行。至于没有经过铨叙的，则必须迅速办理铨叙。”[23]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本意是想从制度上规范军衔。

三、殉国黄埔将领的追赠、追晋军衔

追赠、追晋军衔主要用以对作战阵亡或病逝后的军官追赠、追晋较高一级的军衔，如上校可追赠、追晋为少将，少将可追赠、追晋为中将，中将可追赠、追晋为上将，二级上将可追赠、追晋为一级上将。追晋与追赠略有不同，被追晋者生前的功勋、资历和能力已达到追晋军衔的要求，但因名额、年限等原因在生前尚未晋任者予以追晋。追赠、追晋军衔的目的，在于表彰死者生前的英勇战绩或革命功绩，从优抚恤死者的家属，但追赠、追晋军衔一般不作为其生前的军衔，只能作为一种死后的荣誉。少数论著未能注意此点，往往将其与正式军衔或职务军衔相混淆。追赠、追晋军衔的推行，不仅激励了广大军官英勇为国而战，而且也给为国捐躯的军官提供了从优抚恤的保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追赠刘湘、曹锟、吴佩孚、宋哲元为陆军一级上将，追晋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追赠谭人凤、王金铭、白雅雨、施从云、徐镜心、刘溥霖、薄子明、李生达、王均、黄慕松、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王铭章、蒋方震、廖磊、吴光新、陈安宝、蒋作宾、陈训泳等人为陆军上将。追晋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张定璠、周浑元为陆军上将，追晋陈季良为海军上将。追赠贾德耀为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殉国的黄埔将领的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基本上为少将级别，因而抗战时期未有被追赠、追晋为上将者。

1935-1945年国民政府追赠、追晋一级上将和上将统计表[24]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追赠、追晋姜玉贞、刘震东、陈可钰等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将领为陆军中将；追赠、追晋马玉仁、曾万里等人为陆、海军少将。在追赠和追晋的中将和少将名录中，有不少属于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殉国将领。其中，黄埔将领郑作民、陈烈、戴安澜、张琼被追晋为陆军中将；赖传湘、周复、彭士量、孙明瑾、柴意新等人被追赠为陆军中将；谢振邦、王禹九、王剑岳、吕旃蒙、王辉武、吴展被追晋为陆军少将；谢晋元、刘世焱、黄红、蓝挺、陈飞龙、吕公良、黄永淮、邵之一、余开纬、周名琳、钟济凡、李颐、印贞中被追赠为陆军少将。

抗战时期追赠、追晋为陆军少将、中将的黄埔将领统计表[25]

上表所列追赠和追晋将领，黄埔1期3人，黄埔2期3人，黄埔3期5人，黄埔4期4人，黄埔5期5人，黄埔6期7人，分校3人。其追赠、追晋军衔都是由国民政府以政府公报的形式正式颁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论著中将黄梅兴、蔡炳炎、刘眉生、李友梅、丘之纪、秦庆武、曾庆敏、姚子青、高致嵩、韩宪元、华品章、陈节、罗芳珪、李友于、周元、毛麟义、毛岱钧、李秉君、田耕之、杨家骝等将领的军衔列为追赠军衔。[26]笔者对“国史馆”藏的《陆军官位追赠追晋案》和《国民政府公报》进行了梳理，但并未找到上述将领被国民政府追赠、追晋为陆军中将或陆军少将的记载。

在所有追赠、追晋将领中，戴安澜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将领。全面抗战爆发后，戴安澜出任第十三军第七十三旅旅长，先后参加保定、台儿庄战役。1939年1月，升任第二百师师长。同年6月17日，晋任为陆军少将。[27]同年11月，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立下战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1942年率部出征缅甸，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在同古与日军激战12天，歼敌5千余人，声震中外。1942年5月，在与日军激战中中弹重伤，不幸牺牲。6月1日，蒋介石得知戴安澜将军殉国的消息后，不胜悲痛。他说：“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拦在五月十八日过细摩公路时，受敌截击，致重伤，弹贯腰际，伤及肺部，竟于二十六晚十时四十分在孟密特北殉国，呜呼！何天之不佑贤良，而如此哉。得此噩耗，实为缅甸失败之最惨之一事也。此为最近惟一之良将，悲痛极矣。”[28]同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为褒扬戴安澜将军的功勋，追晋为陆军中将。10月2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颁授戴安澜懋绩勋章。[29]可以说，每一位被追赠和追晋的黄埔将领，都曾在抗战时期立下显著的功勋。

四、结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入侵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超越阶级，超越党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抗日局面。广大的黄埔军校学生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奋勇拼杀、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多达200余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民族大义和浩然之气，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注入了坚实的内涵。壮烈殉国的黄埔将士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信条。他们为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立下不朽的战功，但他们的军衔普遍不高，只有少数人被授任正式的少将军衔，绝大部分人的军衔是职务军衔。直至他们壮烈殉国后，也只有少部分将领获得了政府的追赠或追晋。正因如此，凸显殉国黄埔将领的伟大，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爱钱，不偷生，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品质和精神更值得后人铭记。毫无疑问，忠于历史，还原他们的职衔，并不会削弱他们的功勋，反而能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